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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東段,即從長安到敦煌,在選擇不同的行走路線、利用不同的交通工具、面對不同的社會環境、肩負不同的出使使命的情況下,究竟需要多長時間?

通過考察漢簡材料、文獻記載和當事人的行程日記,得出一個初步認識:漢代的烽火邊警和軍情急報,通過沿途驛站的快馬飛報,八天時間,即可從敦煌上報到長安;正常情況下官員的出使,利用沿途驛站提供的車輛,從長安到敦煌,需要一個多月到兩個月。而且從漢唐到明清,在機動車輛未發明之前,兩千多年中始終一貫,幾乎沒有根本的變化。當然其中也有二十多天的個例,那是由於情況緊迫而日夜兼程的結果;行走在絲綢之路上的民間商團,由於受到政府的鼓勵並持有政府的節信,同樣受到沿途驛站的接待,從長安到敦煌的行走速度,大致可以參照出使官員的情況;前往西天求法的僧人,情況各異,他們要一路行走,一路弘法交遊,往返一次,數年數十年都是正常情況。

一般在對絲綢之路的考察中,從長安到歐洲地中海沿岸以及南亞次大陸的路線分為東、中、西三段。從長安到敦煌為東段,從兩關以西至蔥嶺(即帕米爾)即今新疆地區為中段,蔥嶺以西為西段。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對行走路線以及各個站點的空間位置比較關注,但對行進速度及往返週期等時間上的問題關注較少。以致從某地到某地需要多長時間諸如此類的問題,尚不十分清晰。本文根據出土漢簡和文獻記載,對漢唐到明清從長安到敦煌,在選擇不同的行走路線、面對不同的社會環境、利用不同的交通工具以及肩負不同的出使使命的情況下,究竟需要多長時間,進行一些初步考察,供人們在對絲綢之路進行全方位思考時作以參考。

眾所周知,張騫通西域,從公元前138年出行到公元前126年返回,用了13年時間。但是其中的十多年裡並不在路上,而是在往返酒泉某地時,被匈奴所羈留,大部分時間是在匈奴度過的。緊接著,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霍去病遠征河西設四郡據兩關、李廣利遠征大宛(前104-前101年)、漢朝派使者校尉屯田渠犁、設立西域都護府(前60年)等,中原與西域的道路得以暢通。在這種情況下,長安到敦煌需要多長時間?

我們先舉軍情急報的例子。神爵元年(前61年),先零羌反,宣帝派趙充國率大軍出兵金城(郡治允吾,在今河口一帶)。當時朝廷議決的方略是先剿依附先零但勢力比較弱小的罕、開二種(羌人種落),然後再集中力量平定先零。但是趙充國上書陳策,不同意這種方案。他認為對罕、開可採取招撫,施以恩惠,瓦解先零與罕、開二種的盟約,起到孤立先零的作用,然後再集中力量平定先零。大軍出征,箭在弦上。兩種意見,截然相反。趙充國的上奏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時間上奏皇上,由皇上來作出裁奪。史書記載:”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這是我們看到的有準確記載的速度最快的奏報。公元前61年8月20日上奏,8月26日得到皇帝的璽書,前後七天時間。七天中,包括了上奏到達朝廷後,皇上召集公卿大臣廷議決策的時間,至少得一天。

如此,六天時間,從金城到長安一個來回,三天一個單趟,700多公里,每天至少要240公里。馬不停蹄,日夜兼程,每小時10公里,6分鐘1公里。這在當時驛路暢通的情況下,每個驛站快馬飛報,才可實現。按此速度,長安到敦煌1800公里左右,如果是皇帝的緊急詔書和出征將領的軍情急務,至少需要七到八天時間。也就是說,河西邊郡包括敦煌在內,一旦有緊急情況,漢塞烽燧和沿途驛站,可在八天之內上報朝廷。

但上面的例子,只有在烽火邊警,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時,才可啟動如此高效的運轉機制。至於正常的官員出使,那就是另一種速度。根據漢簡的記載,舉下面幾個不同的事例:

永光五年(前39年),一位叫李忠的官員丟失了一份重要公文。為防止不法之人獲此以從事不法活動,朝廷向全國發通報懸賞,要求獲此公文者必須儘快上交官府,否則要嚴加懲處。這份通報從六月乙亥(7月23日)發出,七月庚申(9月6日)到敦煌,走了46天。再如,也是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有康居王使者一行前來漢朝貢獻通好,結果到酒泉後由於在評估貢物和接待方面的一些具體細節與地方官員發生了糾紛,結果康居使者將此事上告朝廷,朝廷派負責外交事務的官員到酒泉、敦煌沿途追查。該官員從是年六月癸酉(7月21日)從長安出發,至七月庚申(9月6日)到敦煌,途中用了47天。按照當時的行程要求,”率日行百里。”相當於今天41公里左右。從長安到敦煌,約1800公里,4300多漢裡,一般需要40多天時間。上面兩例的速度基本與此吻合。

當然也有比此更快的情況。如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朝廷派一位郎中名叫馬倉的人到敦煌來督辦開挖漕渠的事,他六月辛丑(8月16日)從長安出發,至七月癸亥(9月7日)到達懸泉置,走了23天,走得相當快。每天要走近80公里。當時,朝廷與烏孫有事,(烏孫都城在赤谷城,今吉爾吉斯斯坦伊塞克湖附近)準備發兵攻烏孫,穿渠治水是當時的軍情要務,可能需要加快速度。還有,建平三年(公元前3年),朝廷派了一位叫忠的人來敦煌出任玉門都尉。他從五月壬子(6月21日)從長安出發,六月丙戌(7月25日)到敦煌懸泉置,一共走了34天。玉門都尉,屬於駐邊軍官,上任履職,不能延誤,比正常速度提前了十天。

漢朝時從長安到敦煌的路線,主要是沿現在中國312國道從西安到平涼後,沿六盤山東側西北行,進入景泰直插武威,不經過今天的蘭州。朝廷的官員出行,藉助沿途驛站,乘驛站的傳車一站一站前進。像懸泉置這樣的驛站在敦煌郡就有九處之多,每處相距30公里。驛站除了有一定數量的驛馬專供傳遞公文信件外,還須有一定數量的傳車供來往使者和客人乘坐。如懸泉置,就有定額傳馬36匹,傳車10-15輛,工作人員40人左右。傳車要根據身份地位的不同分為一馬二馬所駕的軺車和四馬所駕的乘傳。上述例子中的官員從長安到敦煌,都是乘坐像懸泉置這樣的驛站接待機構提供的車子行進的。

至於民間的商貿團隊,還沒有準確的材料可資說明。《漢書》中有籠統的記載,說”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條支、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看得出來,這段文字中雖然說的是天子派出的使團,但實際上也就是當時政策鼓勵下經朝廷認可的民間商貿,出使的目的主要是經商貿易。他們”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材料太籠統,無法知道其具體行程和時日。

東晉時有一個叫法顯的和尚,他於399年前往印度取經,到412年才從海路回到青島。法顯西行,正當北方十六國紛爭,他從399年出發,由長安經乞伏乾歸的西秦(都金城,即今蘭州),然後夏坐,再到禿髮南涼(都城已由樂都遷西寧),過扁都口進張掖。當時張掖的後涼政權已被段業所取代,法顯在張掖夏坐後,又至李暠西涼政權控制下的敦煌。先後歷西秦、南涼、北涼、西涼四個割據政權。僅長安到敦煌就用了兩年時間。一百多年後,敦煌人宋雲,受北魏胡太后派遣往印度,求得一百七十部大乘佛經。其西行路線大致從北魏首都洛陽出發,經陝西、甘肅,從河州渡河,經柴達木盆地,過若羌,沿崑崙山北麓越帕米爾、興都庫什山,經今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從神龜元年(518年)年底到正光三年(522年),來回四年多時間。

大唐高僧玄奘西天取經,貞觀元年(627年)八月從長安出發,經過四個多月的跋涉,至貞觀二年年初才到高昌。根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記載,他的行程是這樣:”時有秦州僧孝達在京學《涅盤經》,功畢返鄉,遂與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蘭州伴,又隨去蘭州。一宿,遇涼州人送官馬歸,又隨去至彼。停月餘日。時國政尚新,疆埸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時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既奉嚴敕,防禁特切。彼有慧威法師,河西之領袖,神悟聰哲,既重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志,深生隨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慧琳、二曰道整,竊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遂至瓜州。”根據後人研究,玄奘在涼州停留月餘,在瓜州停留月餘。”從京師西北行三千三百里至瓜州”,以每日百里計,至少也須三十餘日。從瓜州到伊吾(哈密),路途極為艱險,”惟望骨聚馬糞等漸進。四顧茫然,人鳥俱絕。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抄,散如時雨。”曾四日五夜未曾見水。

五代後晉天福三年(938年),于闐王李聖天派人到後晉都城開封奉獻,石敬瑭派臣下張匡鄴、高居誨前往于闐冊封于闐王為大寶于闐國王,從天福三年到天福七年(938-942年),來回歷時四年。主要是從靈州(銀川一帶)出發,經騰格裡沙漠到民勤,再經涼州、甘州、肅州、沙州,進入于闐,沿途經過党項、吐蕃、曹氏歸義軍以及敦煌以西的一些割據政權,一路關卡,通行受阻。

耶律楚材從成吉思汗遠征西域,從1218年到1224年,歷六年時間,遠達中亞的花剌子模(現在烏茲別克)。長春真人邱處機於1219年受成吉思汗徵召西行,至1221年到阿富汗北部成吉思汗的帳前謁見,走了三年時間。不過,這兩位從今天的內蒙古地區經阿爾泰山往西行,未走河西走廊。

明初的陳誠曾多次出使西域,其中第二次出使帖木耳帝國首都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有《西域行程記》和《西域番國志》傳世。當時,陳誠的使團從永樂十一年(1413年)由北京出發,至永樂十二年(1414年)正月到達酒泉,用了三個多月時間。《西域行程記》的記載是從永樂十二年正月十三(1414年2月3日)從陝西行都司肅州衛出發往西開始的,他們沿途經新疆伊犁,再經中亞撒馬爾汗,於閏九月初一(10月14日)到達目的地。從酒泉到阿富汗的赫拉特,一共走了254天。而這次出使的全程,從永樂十一年九月從北京出發至永樂十三年十月再回到北京,來回用了兩年時間。

清代往西域,尤其是新疆建省以後,交通正常化,一般的行程,從西安到敦煌需要兩個月左右。下面是四個具體例子。

一是嘉慶四年(1799年),著名西北史地學家洪亮吉獲罪斬立決。後免死發配伊犁。有《伊犁日記》和《天山客話》。他從是年八月二十九(9月28日)出京,次年二月初十(1800年3月5日)到伊犁將軍府報到,一路走了161天。從北京經河北、山西到陝西。十月十一(11月8日)從西安出發,十二月十五(1800年1月9日)到敦煌柳園,行走63天。

二是咸豐年間,倭仁被任為葉爾羌幫辦大臣。根據其《莎車行紀》的記載,他從咸豐元年正月二十(2月20日)從北京起程,七月初三(7月30日)到葉爾羌任所,也是走了161天。其中從西安到敦煌,從二月二十七(3月29日)到四月二十二(5月22日),走了54天。

三是林則徐鴉片戰爭後於1842年被發配伊犁。他的《荷戈紀程》是每天的行程日記。他從是年七月初六(8月11日)從西安動身,沿今中國312道,經蘭州到敦煌,九月十六(10月19日)到柳園,走了70天。

四是浙江秀水人陶模於光緒十七年(1891)赴任,其子陶保廉一路陪同,並有《辛卯侍行記》一書。九月十四(10月16日)從西安起程,十一月十二(12月12日)到柳園,走了58天。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例中的西進人物,都是當時的封疆大吏或學界名流,有著極高的社會地位和影響,不管是前往赴任還是發配流放,一路都有門生故吏和沿途官員的應酬接待,自然要耽誤一些時間。

從上面所舉漢唐到明清的例子中,可以引出如下的看法。一、從漢唐到明清的兩千多年中,在人類還沒有發明機動車輛之前,從長安到敦煌的時間,需要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兩千年中沒有根本的變化。因為交通工具都是一如既往地乘坐馬車或騎乘駝、馬。二、在國力強盛而大一統的情況下,從中原到西域,必然的選擇就是河西走廊的寬闊大道,漢代、唐代和清代的大多數時間都是如此。而在民族紛爭、割據林立的情況下,只能選擇人煙稀少的柴達木盆地或漠北之路。三、以法顯、宋雲、玄奘為代表的出行僧人,他們一路行走還要一路弘法,交遊僧眾,所以他們的出行沒有時間上的限制,一次出遊,數年數十年都是正常的。四、當時的民間商團基本都持有朝廷的憑據和節信,受到政府的保護鼓勵,得到沿途傳舍驛站的接待,在域外的活動很大程度上也代表朝廷的意旨和對外方針,所以他們的出行速度,亦可參照官員使者的行進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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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界奇觀>編譯整理 資料來源:微信,文\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張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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