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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與每個人都是密切相關的,這是一種國家的財政手段,無論是買房置地、還是購買商品,這裡面都包含有各種明目的稅收。而在中國明清兩代,農業稅收是絕對的國家經濟的命脈,而當時的百姓都要繳納什麼樣的賦稅?我們經常在書中或者影視作品裡看到的“苛捐雜稅”又指的是什麼呢?

(魚鱗冊 即官方掌握的土地登記簿冊)

在一個帝國確立經濟制度的時候,農業稅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項,所以在朱元璋還只是吳王的時候,就給他領地內的百姓規定了一個籠統的“賦稅十取一”的範例,但這時正是王業初建,典章制度還不完備,所以在朱元璋當了皇帝之後就有了更加規範化的制度。由於中國在古代是個農業性的社會,所以對於糧稅是特別看重的,而這也成了國家的正稅,幾乎是王朝主要經濟的來源,所以明初將百姓一年需要繳納的賦稅分為“夏稅”和“秋糧”分兩次繳清。

在明初,百姓在納稅時並不都是用銀子來交稅,更多的還是以繳納土地上所出產的米麥絲絹為主。由於各地的出產不同以及交通運輸等問題,所以各地的賦稅也有了不同的折算之法。而在這些折算法則中,是以白米為交稅的標準單位。在明初,普通民田一畝地需要上交三升三合五勺大米。而由於朱元璋仇視蘇州、松江這些曾經是張士誠領地的百姓,所以這些地區的賦稅最高時能達到其他地區百姓的兩倍之多。

根據洪武九年的條例,一石米折銀一兩,錢千文,鈔十貫。而小麥一石只能折合大米八鬥,棉布一匹折合大米六鬥,麻布折合大米為四鬥。甚至在雲南地區由於交通不便,物產繁雜,出現了用貝殼和樹漆以及丹砂水銀來納稅的情況。(《中華二千年史》)

面對如此紛雜的納稅情況,不要說是納稅人,就連旁觀者都很是頭痛,因此為了能及時繳納賦稅,在納稅的系統中又出現了兩個分支,即以米麥等實物納稅的“本色”和用銀子以及其他物品抵稅的“折色”。而原始的笨重的本色納稅所占的比重,也在後來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之後,開始被更為便捷的折色納稅而取代。

按照朱元璋最早的設想,自己所設計的制度簡直是完美的,可是時過境遷,大明江山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明朝正德九年的時候,由於放煙火時不慎將乾清宮焚毀,所以亟需重建,但此時國家財政枯竭,可乾清宮又是皇帝的象徵,無奈之下,朝廷向百姓們“加賦百萬”。而到了嘉靖皇帝在位時期,對於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海瑞在他的奏疏中提到的“嘉靖嘉靖,家家皆淨”一語就很能夠說明一些問題。

由於嘉靖皇帝崇尚道教,屢次舉行大規模的齋醮法事以及當時蒙古和明朝邊境戰事頻發,國家更是入不敷出,所以在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進攻北京之後,為了鞏固邊防,戶部向當時的南京、浙江等地區加收了一百二十萬的賦稅,而此後這竟然成為了常例,一旦國家財政不足,就會從各省加派賦稅,多時五百萬兩,少時也有三百萬兩。而這些增加的賦稅多半是以題增、贓贖、提編、均徭等明目攤派和折算在每一個百姓頭上。

到了明朝萬曆年間由於“三大征”的舉措,更是讓明朝的國家財政捉襟見肘。而且在此時為了平定東北的後金,又增派了遼餉,這次的攤派朝廷索性連名目都省了,萬曆四十六年直接規定,在原來的納稅基礎之上每畝地增加三釐五毫銀子的賦稅,於是這一年國家就多出了二百多萬兩銀子,隨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財政依舊吃緊,第二年又增加了三釐五毫,第三年又增加了兩釐。而到了崇禎年間除了加收遼餉、練餉和剿餉一千六百多萬白銀之外,每畝地再次增加了三釐銀子的賦稅,結果是遼東沒有平定,農民軍也沒有剿滅,反而是大明在這樣嚴苛的賦稅中結束了。

(清代康熙年間稅務收據)

等到了清軍入關之後,沿襲了幾乎明朝所有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所以除了將稅收上的遼餉、練餉、剿餉廢除了之外,其餘的賦稅額度均按照萬曆年間的舊例徵收。隨著清朝統治時間的增長,也出現了和明朝同樣的問題,以立國之初定下的賦稅額度無法解決國家的財政問題,於是一些默許的弊端漸漸在百姓納稅的過程中開始出現了。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踢斛淋尖”,而這種方法也是最常見的,就是百姓在將糧食倒進官家的大斛裡時,要將糧食堆成一個超出斛壁的圓錐型,然後由收糧的差役卯足了勁狠狠的踢上幾腳。這溢出來的糧食,不許納糧人掃回去,而且也不能算作是繳納的糧稅,官方說是為了彌補儲存和運輸過程中損耗用的。此外在乾隆初年以後,百姓繳納賦稅時還會有一定的折扣,最嚴重的時候百姓交米一石,就要將其中的二斗五升“折耗”掉,而一石等於十斗,這也就意味著百姓在納稅時需要多交百分之二十五的糧食。(《清史稿·食貨志》)

如果百姓認為繳納銀子就可以免除這些損耗的話,那就太天真了,因為在用銀子納稅這兒還有“火耗”等著呢。火耗的存在是因為百姓所上交給國家的銀子成色是不一樣的,所以需要官府重新熔鑄成為統一的銀錠,才算是繳納完畢。而在銀子重新融化的時候勢必會有損耗,所以這些損耗自然要讓百姓來承擔,而這些損耗有多少呢?一兩銀子要加收四錢或者五錢的損耗,才能視為繳納完畢,而實際上多出來的就成了官老爺們“合法”的灰色收入。既然有這樣生財門路朝廷自然不會放過,所以雍正二年朝廷下令“火耗歸公”,當作發給各級官吏的“養廉銀”,而僅是這一年朝廷用火耗發的養廉銀就達到了二百八十餘萬兩。(《清史稿·食貨志》)

作為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代後期的經歷是慘痛的,伴隨著各種戰亂與賠款,很明顯以清代的國家財政來看是入不敷出的。尤其是在《辛丑合約》簽訂之後,中國需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朝廷國庫自然是沒有銀子的,所以這筆錢又被分攤到各個省份,而各省攤派的金額也都在一千八百萬兩左右。面對如此巨額的賠款,朝廷和地方自然都是要各顯其能了。光緒三十年兩江總督魏光燾向皇帝奏稱,可將各地的田地畝數重新統計,每畝收錢二百文,不再收納其他的稅金,將賦稅統一化。宣統元年,端方又上奏,可讓百姓將賦稅一律繳納成白銀,但是每一兩銀子要加收六百文的“公費錢”,另外再加收二百文的“規復錢”,總之是名目繁多,而這些錢最後的去向卻是“半歸中飽”。

而除了這些,朝廷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稅收名目,例如:賠款捐、規復差徭、加收耗羨以及各地所設之釐金局等等不一而足。而這些錢都是要百姓來承擔的,所以賣兒鬻女,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也就成為了那個時候最常見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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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界奇觀>編譯整理>資料來源:明清史研究,文/山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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