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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族的榮耀,不取決於財富的多寡,而在於每個家族成員對待財富的態度。

 

家族的意義  

演講者:吳曉波

在中國歷史上,”家”這個概念非常重。古籍裡其實很少提到”國家”這個概念,往往叫做天下,所謂”家天下”。即便提到家庭和國家的關係,也是說家國、家國情懷。到近現代以後這個名詞才倒過來,如林則徐有一句詩”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所以”家”這個概念,在中國人傳統意識中是至高無上的。

族,就涉及到宗姓的概念。從春秋戰國到唐,政治控制了族的概念。很長時間裡,中國官員的提拔是推舉制,被推舉的人基本上是親戚、子弟、門生,由此形成望族門閥。直到隋唐,一般草根人士可以通過科舉進入到社會的上層,漸漸地,族之間的公平競爭就出現了。到了明以後,民間被允許修撰家譜,家族的概念變得強盛起來。

更重要的是,自明朝始,人口從城市向鄉鎮農村大規模下沉。這裡有一個數據很有意思:北宋中期,中國人口有一億,居住在城市裡面的人口占22%;明以後,人口開始向鄉村移動,到了1820年左右,全國只有6%的人口在城市裡面,大量的人口聚集在鄉村、集鎮。帝制時期,政府最低層的治理機關是縣(現在我們是到鄉鎮),縣以下的三萬多個集鎮是誰來管理的呢?是族來管理。男女關係不好,或者侵犯人家水田,縣衙基本不管,而是到宗祠裡面交由族長管理。

所以明以後,族變得很強大。家族及家族觀念,變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計算單位和基本價值觀,人們跟國家幾乎沒有什麼關係,大量的人際關係在族裡。中國古代當官,如果你”立志”要做貪官,一定要到五百里以外,因為碰不到什麼家裡人了。八年十年以後回到家鄉,用貪來的錢去修橋、鋪路、買義田、修義學、修宗祠、修族譜,便成了”大善人”,死後牌位輝煌地樹在宗祠裡面,而這是最重要的,與你以前是不是貪官一毛錢關係都沒有。中國就變成了宗族社會。

經濟上,則出現了商幫經濟。中國有商幫的概念也是明朝以後,首先是山西晉商,然後是安徽徽商,廣州則出現了十三行商人。幾個種姓控制了重要經濟命脈。具體來看,晉商、徽商、十三行,他們曾經在一段時間裡出現了某幾支非常富有的家族,擁有的財富相當於國家一年財政收入的總和。中國現在一年的公共財政收入約13萬億,如果當今中國首富馬雲或是王健林擁有12萬億或者是13萬億,那還得了?有1萬億已經不得了了。所以,當時的財富是聚集在民間的一些家族手裡,極其富裕。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當時十三行有一個商人叫伍秉鑑,號稱是世界首富,《南京條約》中1/4的賠償款是他們家族出的。

但是,在中國整個的文明歷史上,晉商、徽商、十三行商人,在中國的史書上是沒有出現過他們的一個人出現過名字的。為什麼?因為他們所獲得的財富都是政府給予他們的。比如晉商賺錢依靠的是鹽,政府控制了鹽,然後向民間一些家族頒發承包責任書,當年叫窩本,窩本可以世襲,國家授予權力,可以經營鹽業,幾年之後就會成為中國首富。但是隻要國家把窩本收回,首富之家就不見了。同樣地,亦是因為明代中期後淮鹽大盛,徽商興起。十三行則依靠外貿起家,中國人要跟外國人做外貿,清政府規定只能在廣州一口通商,並且劃定專門的區域,獲得特許進入這個區域經商的家族就成為全中國最富的人。

商幫依靠政府特權起家

所以,雖然商幫經濟造成了中國一些顯赫家族長達百年甚至百年以上的富足,但是它在歷史上一點都不重要,甚至敗壞了長期以來的中國商業文明。在歷史上,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些景象:

第一,”以商致富,以宦貴之”。做了商人並不覺得有尊嚴,也不覺得是多麼值得高興的得事,但如果家裡出了一個進士或者是狀元莊園,那就很高興;如果有足夠多錢能捐一個頂戴回來,那才厲害。當年杭州的中國杭州首富胡雪巖,他曾經捐錢款當了一個二品道臺,捐了很多的錢,到北京見慈禧太后,慈禧賜他一件黃馬褂,說是唯一一個被賜予了黃馬褂的商人,津津樂道到今天。

第二,”以末聚財,以本守之”。本是什麼呢?本是土地。各位今天到婺源、平遙、太谷、祁縣等地,可以看到很多大的房子,然而歷史上是這都是些很貧瘠的地方,這一些在徽南和太原這些地方,這些地方的商人他們的總部基本上都在北京、南京、杭州經商,賺了很多的錢,就回到家鄉修房子、買土地。所以大量的財富從工商業溢位進入土地,因而土地在中國就有了一種”類貨幣”的性質,直到仍還是一樣。由此可見,中國的土地問題、不動產問題,跟美國、英國完全不一樣,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即中國歷史上的觀念就是認為土地最可靠,而且這個觀念已經有兩千多年了。

第三個,”奢侈鬥富,不過三代”。假設我每年能賺五百萬兩白銀,但是這個五百萬兩白銀我無法投入鹽業的科技進步,因為我拿到的只是一個承包經營責任書,而每年開採鹽的總量是被控制的。既然工商業的沒有很大的機會,那怎麼辦呢?要麼買土地,要麼鬥雞,養一個戲班子,中國歷史上這種事情很多的,奢侈、鬥富,大量的資金耗費在奢侈行業裡面。

第四,”權錢勾結,官商橫行”。中國的商業一直以來不被民間所尊重,中國有幾個成語,”無商不奸”、”為富不仁”、”殺富濟貧”,只要是商人就是奸惡的,殺了富就可以濟貧。中國商人之所以惶惶不可終日,很大的原因就是在歷史上必須通過跟官家勾結,或者是我們自己的孩子變成官家,才能保證財產安全,這當然是令人痛恨的。

我們中學時讀歷史,會遇到一個爭論:在明末清初的時候,中國到底有沒有出現資本主義。根據很多學者的計算,說中國那時候的棉紡織能力,從產量到生產技術都超過了同時期的英國。英國的棉紡織業,推動了機器製造業和採煤業的進步,最終成為了工業革命的驅動力。但是為什麼中國的棉紡織業的產量、技術都比英國好,卻沒有產生資本主義?費正清解釋過這個問題,在他看來,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商人階層的財富獲取不是通過科技進步來完成的,而是通過跟政府的勾結和交易來完成的。所以中國沒有辦法出現獨立的商人階層和企業家階層,所有的財富沒有辦法在工商業裡通過科技創新的方式獲得發展。另外一個美國漢學家魏斐德也在他的書裡講過一句很可悲的話,”中國商人最大的成就,是他的孩子不再是商人“。這真是中國歷史上可悲的現象。

到了1949年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的私人企業和商人的遭遇,比之前還不如。今天在座所有的人大概都屬於有產階級,而中國的有產階級在1956年一季度被連根拔起。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全會上說,我們要讓資產階級在中國土地上絕種。這句話之後,中國各個城市都掀起了一場名為”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運動,使得整個有產階級被徹底連根拔起。

我們現在常常會問一個問題,中國為什麼沒有百年企業?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如果沒有1956年的這場運動,中國一定會有成千上萬的百年企業,因為很多行業,比如做錢莊、做布鞋、做藥店、做打鐵鋪,這些企業只要在一個地區穩定發展,就能做成百年企業。日本就有很多的五百年以上企業,比如鞋店、豆腐店,甚至還有一家千年企業–金剛組,是修寺廟的。如果沒有這場運動,中國百年企業肯定滿街都是。

中國有個詞叫傳統。傳是傳承,統是道統,是說我們這撥人是怎麼過來的,我們這撥人有怎麼樣的價值觀。而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的企業家階層最大的兩個問題是:既是沒有傳承統的人,也沒有道統。過去三十年,各位的父輩們只忙著賺錢。所以重新建立中國民營企業的道統關係,是我們面臨的大問題。

1978年中國的私營企業重新回來的時候,我們的知識起點、價值起點,都比前輩要低很多很多。私營企業回到中國大地上的第一個出名的人物是誰呢?是傻子瓜子,年廣久,他是個文盲。當時,這條街上很多人炒瓜子,而當他賣給你給你買一斤瓜子的時候,會多抓一把瓜子給你,所以人家說他是個傻子,一斤瓜子多給一把幹什麼呢?可就因為這一把使得他成為整個蕪湖最會賣瓜子的人。瓜子賣得越來越多,他就請人來幫他炒瓜子。僱工請到八個人的時候,這個訊息傳到了北京。因為馬克思說”七上八下”,僱傭在七人以下叫合夥經濟,七人以上產生剩餘價值,產生了剝削。安徽蕪湖一個傻子做瓜子,竟然在搞剝削,要把他抓起來。後來鄧小平說:他不就是個傻子嗎?不就賣瓜子嗎?抓他幹嘛嗎呢!於是才沒有抓他。所以我們的起點非常低,從文盲開始起點。在座的各位父輩可能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但是他們是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發展的最大的貢獻者,我們從這裡起步。

吳曉波現場演講照片

今天我在這裡演講,中國已有1068萬家私營企業,4600萬個體工商戶,加在一起,中國的有產階級已經有五千萬人,基本上相當於兩個臺灣的人口和西班牙的全國人口。中國擁有的私營企業的數量也是歷史上最多的。

於是所以我們重新面臨著中國的私營企業如何發展,以及我們家族企業如何傳承的問題。到今天,第一代企業家基本上到了退休年齡,比如說今年到明年,柳傳志、任正非、魯冠球、宗慶後等都到70歲了。未來的十年,是中國民營企業第一代,要集體的從生理上和知識層面上要退出的時期。新一代的接班,在治理上,在財富上,在產業上開始接班。

中國企業界確實面臨到了非常重要的換代之年,這也是近70年來第一次有產階級的傳承。我們對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很尊重,但是對傳承者卻不以為然。“富二代”這個名詞本身就帶有一定的歧視性。大家說,你看我什麼都沒有,在農村出來的,在北大讀書,為了省十塊錢,我得多跑幾個市場。結果你坐著寶馬車來上學,你花很多的錢,這個是不公平的。其實世界本來就不是公平的,十塊錢在不同的家族不同的人眼裡是不一樣的,貨幣跟人是不對等的,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是不尊重財富的,有時候仰視財富,有時候鄙視財富,很少有人能平等地對待財富。這是現在的年輕朋友們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家族企業,重新回到中國歷史之後,會給中國的商業社會帶來很多新的概念。我認為這幾個部分非常關鍵:

第一,重新出現了資本的可傳承性。家族企業的資本傳承,跟其他資本模式的企業組織相比,它的穩定性更強。全世界80%的中小企業都是家族企業。所以家族企業不是一個小概率的族群,而是一個超大概率的族群。

第二,商業精神的可傳承性。前面提到我們其實沒有道統,第一代的創業者,因為長期處在野蠻成長的時期,或者說它在成長過程當中,具有一定的原罪性,所以他沒有精力思考文明這個問題,沒有精力思考財富這個問題,甚至他沒有精力思考消費這個問題。我九十年代初到溫州調研,溫州老闆說為了發財,違法沒有什麼不好的。但是今天,這個時代遠遠過去了,習大大執政以來中國夢肯定不是這個夢。所以我們要重新構建我們的商業文明精神。

第三,上流社會的構建與底層關懷。我不認為國家有上流社會是一件壞事,國家最糟糕的事是每個人都是下流社會裡面的人。今天的中國一定是有階級的,而中國現在是個有階級的社會,這個是好的。如果這個國家全部都是無產階級,每個人都以沒有財富為榮的話,社會如何進步呢?所以這個社會日漸成為一個金字塔型的社會,每個人都要學會有尊嚴地在自己的圈層裡面生活。同時,你要成為這個金字塔裡面的和諧階層,你必須要關心比你更低階層的人民的生活。否則的話這個階層就會成為一個被革命的階層。

家族企業的意義

二十世紀初,馬克斯·韋伯研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他構建了資產階級對自我價值的認同。他詮釋了三個重要理念。

第一點,對商業正當性的終極認同。在人類歷史上,對商人和商業的鄙視是一個古老的傳統。比如在基督教中有一句話,說商人要進天堂,就像一頭駱駝穿過針孔一樣困難。伊斯蘭世界長期反對金融借貸。只有到了二十世紀之後,韋伯等人校正了人們的財富觀念,確立了商業行為的終極認同感,自此商人作為人類歷史上一個獨立的階層才真正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財富家族才有意義。

第二點,很多人經商的衝動是以滿足一種信仰為驅動。也就是說,我要用商業供應和服務於這個世界,為了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我願意付出。無非我是用從商的方式付出,這個東西跟我的信仰是有關係的。

第三點,一個國家的商業要能夠進步,一個企業的商業要能有進步,必須要有理性主義精神和法治精神,這個就把資本主義的契約精神、法的精神、商業文明進行了一次很重要的銜接。

這本書非常薄,但是一直流傳到今天。它重構了商業的人文精神。

今天,我們在這裡討論家族企業在中國的歸來,以及年輕一輩的財富傳承,這是一個新鮮和重新復活的話題。各位未來可能一生都在從商,我們首先要知道,我們做這件事情是可以獲得終極認同的,我們的子弟未來可能還是商人,這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商業本身並不存在罪惡性。同時,我們在經商的時候,必須要想到一個問題,這些商業活動和我們提供的商品,和我們的信仰有沒有關係,和我們價值觀到底有沒有關係,我們有沒有貢獻給這個世界美好而進步的事物。

最後一句話分享給大家:一個家族的榮耀,不取決於財富的多寡,而在於每個家族成員對待財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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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界奇觀>編譯整理 資料來源:吳曉波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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