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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威廉·德雷西維茲

“超人”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曾經這樣描述一群典型的精英名校大學生:他們雙修專業,擅長體育,諳熟多種樂器,掌握幾門外語,並參加為世界某貧窮地區組織的援助項目,而且仍有精力發展幾項個人愛好。總之,於內,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於外,扶貧濟困魅力無限。我們似乎不得不向這一群內外兼修、無所不能的精英名校生投以一種羨慕敬仰的目光。像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一樣,這些年輕人的身上散發的是自信、自樂和自足。在《自由》(Freedom)一書中,喬納森·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這樣描述頂尖文理學院的學生們,”他們似乎對任何東西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高度悟性”。

這就是我們對當今這些頭頂光環的年輕人的印象,他們就是”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最後贏家。但是現實與我們的印象大相徑庭:從我教過的學生中,包括我在美國各大校園接觸過的相當數量的學生以及過去多年曾經與我通訊的幾百位學生,再加上我曾經閱讀過的學生自我心理分享的文章來看,當那層不可一世的自信和完美無缺的光鮮外表被剝離之後,你會驚訝地發現,這群年輕人身上寄居著令人窒息的恐懼、焦慮、失落、無助、空虛和孤獨。我們都承認,學生在高中階段承受巨大的壓力會導致精神焦慮,那麼同樣是這群學生,他們進入大學之後,這一切又怎麼可能自然地得到改善呢?

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說明,這群學生根本不會自愈。一項以大一學生為研究物件的大規模調研發現,大一學生的自我心理健康評估已經跌落至25年以來的最低谷。美國心理學會曾經公佈一份名為《大學校園的危機》(The Crisis on Campus)的報告。該報告中提到,接近一半的大學生覺得自己”無望”;接近1/3的學生承認”在過去的12個月中,由於心情過度低落而影響到了自己正常的生活”。大學校園的心理諮詢服務的需求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攀升,現在幾乎門庭若市,應接不暇。在接受過服務的學生群體中,被診斷有嚴重心理障礙的數量翻了3倍,接近整體人數的一半。

史丹佛大學在2006年就本校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組建了一支行動組,史丹佛大學的副校長提出警告:”我們見到越來越多的學生在心理上出現了輕重不等的問題,有自卑、發展性障礙、沮喪、焦慮、飲食疾病、自殘、精神分裂症和自殺傾向,等等。”另外一所大學的校長也曾經向我表示,我們的年輕一代似乎”被一場抑鬱的流行病所包圍”。

威廉·德雷西維茲

從高中到大學,這種情況根本沒有絲毫改善,而且事情在進一步惡化。大學給予了學生們自己決策的權利和自由,這種突如其來的自由需要的是強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但是很多學生並未對此做好充足的準備。面對挑戰,越來越多的學生會選擇依賴抗抑鬱或者抗焦慮的藥物來幫助自己應對困難和諸多的不適。有些學生會選擇中途休學或者夢想著休學。曾經有一位波莫納學院的學生推心置腹地跟我分享:”倘若我們這群人是一輛正在高速行駛的汽車,要是哪天車輪子掉下來的話,那肯定會發生在大學這條路上。”

類似的掙扎絕非個案。一位在普林斯頓大學負責教學的老師就經歷過一件這樣的事。他回憶道:”前幾天就有一位大學生備受學習壓力的折磨,在我的辦公室裡討論畢業論文的時候,暈了過去。”另外有一位正在從史丹佛大學辦理轉校手續的學生也分享了他的心聲 :”如果要出人頭地,出類拔萃,那麼就是要完全配合並服從於這個系統。我看到過我身邊不少朋友,為了成績和簡歷,不惜犧牲自己的健康、友情、愛情、個人探索、課餘活動等等。而這些犧牲恰恰又是構建一個人內心和靈魂的基石。“一位耶魯大學的學生說道:”我的一位朋友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真相–我也許在受罪,但是我若不曾受罪,我怎麼可能成功被耶魯錄取。”

孤獨的力量是強大的。我之前的一位學生曾經這麼說:”在耶魯就讀時,我根本沒有時間去建立真正的感情。”另外一位耶魯學生告訴我,她甚至到大四才懂得放緩腳步,結交真正的朋友。在那個時候,去看一場電影甚至都是件新鮮事。《哈佛雜誌》(Harvard Magazine)最近的一篇文章這樣描述擅長社交的哈佛學子:他們總是在趕場,忙碌著從一場活動趕往下一場活動,見朋友就像快餐式的約會;這種交際如同黑夜裡在茫茫大海中行駛的船,只見輪廓,不見實體。

這些年輕人擅長廣交人脈,但是這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跟真實的友情大相徑庭。大學的戀愛無非就是各取所需,《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羅斯·多納特(Ross Douthat)一針見血地揭露了這種現象:男女之間存在的”炮友關係”就是為了在最方便滿足自己性愛需求的同時,又可以把主要的精力投入職業的發展。一位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學生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直言不諱地講出:”我自己就是這麼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大學裡,我總是非常忙碌,而且我喜歡的物件也總是很忙碌。我們根本就難以維持一段有內涵的戀愛關係。”

我們當今的名校大學生,對成就和成功有著一種被壓迫式的追求:他們都覺得自己必須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標,從而再接著去追逐下一個更高更偉大的目標。這種被動的壓迫和緊張導致了這些名校生不能從容地去發展一段深刻的感情,遺憾的是,這些深刻的感情是可以化解他們身上這種無時無刻追求成就的壓迫感的。更糟糕的是,這種被動的壓迫並非是建立深刻感情的唯一阻力,比它更具殺傷力的是名校生們內心的恐懼,他們害怕在他人面前示弱,擔心自己成為一位眾人眼中的屈服於壓力的弱者,因此他們拒絕示弱。

這些名校生從中學到大學,是一群被公認的”鬥士”。他們似乎渾身上下都洋溢著自信,而這種自信正是遭到了自我形象保護和滿足社會預期的綁架。當邁入大學之後,競爭更加激烈,更加廣泛和深入,學生們左顧右盼,環視四周,倍加感受到他人比自己更聰明,更加突顯”高處不勝寒”的處境。此時此刻,他們選擇了謹言慎行、喬裝自己,其實內心卻是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史丹佛學生中流傳著一個名詞叫”史丹佛狂鴨症”(Stanford Duck Syndrome)。想象一下,一隻悠閒的鴨子在湖面上逍遙自在地漂過,水面之上的平靜掩蓋了水面之下鴨掌的瘋狂撥動。在麻省理工學院一位學生的個人網站上,釋出了一篇標題為《崩潰》(Meltdown)的文章,這是一位大二學生在發洩自己的無用和愧疚以及常常伴有的”壓倒式的孤獨感”。這篇文章得到瘋傳,至少有十幾所高校的同學都產生了共鳴。有人留言說:”謝謝你的分享。其實我們經常都有同樣的感受,但是很少會去承認。感謝你的勇氣,能夠把自己的心聲公之於眾。”來自波莫納學院的學生曾告訴我,在這所號稱全美大學幸福指數排名第四的高校裡,學校為了維護快樂的形象,費盡心思推動校園活動,學生們備感壓力,卻必須展現給公眾一個完美的形象。

除了因朋友之間關係脆弱而感到孤單,這些年輕人與自己也沒有建立起來深層的關係。從”不能輸在起跑線上”開始,這些名校生經歷過無數次大大小小的”磨鍊”,甚至是”魔煉”:學校俱樂部、樂團、大小團體(音樂,體育等等)、AP課程、SAT考試、晚間活動、週末安排、夏季課程、體育訓練、課業家教、”領導能力”、”為他人服務精神”,等等。為了完成這些,為了能夠”修成正果”,學生們已經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思考自己的追求,包括對大學的憧憬。從小到大,這些年輕人為了名校的炫目光環而奮鬥。而在這個過程中,人生的目的和內心的熱愛從未被給予足夠的尊重,從未被思考和探索過。當他們被艾姆赫斯特學院或者達特茅斯大學這樣的名校錄取之後,不少學生迷茫了。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去那裡,他們也不知道下一步又要做些什麼。

《有目標地工作》(Work on Purpose)一書作者拉拉·加林斯基(Lara Galinsky)曾經與我交談,她指出,年輕人並不擅長關注與他們有內在聯絡的事物。我之前的一位耶魯大學學生告訴我:”你不可能告訴一個耶魯學生,去找你的摯愛吧。我們大多數人不知道怎麼去找。我們只對成功充滿熱情。這就是我們初到耶魯時最真實的狀態。”

哈佛大學的大學學院前院長曾經說過:”太多的學生,在頭一兩年裡就如同在跑步機上回圈,突然有一天感受到危機驟然降臨,如美夢初醒一般,對自己之前所有努力付出而到底為了什麼感到惶恐。”一位來自康奈爾大學的女生更加坦白地總結了自己的過去、現狀和將來:”我討厭自己的活動;討厭自己的課程;厭惡高中裡所做的一切,而將來的工作也將會是令人厭惡的。我將如此度過餘生。”

成年人大都對這些現象沒有意識,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審視事物的角度錯了。

過去,對於一位成績全A的學生,我們大概能夠推測,他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平衡健康的。但是現在同樣是成績全A的學生,他的生活可能存在很大的隱患。史丹佛大學的一位牧師羅比·帕特里西婭·卡琳-紐曼(Rabbi Patricia Karlin-eumann)曾經披露:”我們的學生,不管生活中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總是有辦法取得全A的成績。其實對於他們來講,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看清並認識到自己的困境,而不要被爭取高分的目標掩蓋了自己的雙眼。”

之所以難以發現隱患是因為這些年輕人擅長掩蓋自己的問題。當我在耶魯工作時,在很大程度上,我並沒有意識到我自己的學生並不快樂的嚴重性。只有當我不在耶魯任教,脫離了那種師生關係或者學校和學生的關係時,不少學生才願意敞開心扉。之前書中談到的那位到了大四才交上真正朋友的女生,在外表看來,給人的感覺絕對是很積極正面的–風趣,友好,真實,聰穎,並且不是那麼咄咄逼人。

另外有一位學生,同等的優秀,相當的合群,之後向我承認,自己在大學期間其實極其煎熬。可以想像,當這些學生在高中畢業之際,已經身經百戰,他們知道如何討好自己的老師和教練,懂得如何跟自己父母的朋友調侃(父母的朋友又是一群名校畢業、小有成就的社會精英)。在這些歷練之下,這些學生在大學之前已經鍛鍊成一群彬彬有禮、討人喜歡、親和帥氣、口若懸河、八面玲瓏的才子佳人。而正是這些外在的形象同時被他們”內化”了,相信自己就是如此的幸福並有成就。

倘若這些煎熬是出自學習本身,這也已經夠讓人受罪的了,但是事實恰恰相反。美國最頂尖的大學往往容易自我陶醉於學生的優秀:他們的SAT平均成績,來自高中前10%的佔比,錄取門檻的高階,加上我們崇拜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每年排名所出的資料等等。千萬不要誤解我的意思,如果僅僅從學習成績的角度來衡量今天的這些精英學子,他們是絕對能應付所有的挑戰的。你若瞭解這些驕子在整個過程中是如何被培育,如何極其苛刻地被篩選,那麼他們在學術上有如此高的造詣,自然是理所當然之事。這群年輕人如果在體育競技場上,那麼他們就是全明星運動員,從小就已經接受嚴格訓練。無論你要求他們做什麼,他們都會做到。不管他們面前放置了什麼樣的障礙,他們都會清除。我的一位在頂尖大學教書的朋友,曾經要求她的學生背誦18世紀詩人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寫的一首30行的詩歌,她課上的每一位學生,都能夠逐字逐句地背誦,而且連標點符號都不放過。當她在課堂上讓學生默寫出這首30行的詩歌時,就如同在看一群汗血寶馬競賽。

問題關鍵在於,許久以來,學生們對教育的認知已經固化:回答問題,完成作業,考試得高分。在他們的教育中,大局的認知是很薄弱的。他們懂得如何做好一位”學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在一次跟一位在州立大學分校教書的朋友交談時,這位朋友抱怨他的學生不懂得獨立思考;相比之下,耶魯學生雖然會思考,但也只是在我們要求他們這麼做的前提之下才會去做。進一步來說,我所任教過的常春藤盟校的學生往往都是聰穎、有創意並思維縝密的年輕人。我非常喜歡跟他們交流並向他們學習。但是總體來講,大部分的學生只是甘於服從學校給他們設計好的框架。鮮有對思考本身抱有極大熱情者。更少有人能夠領悟到,高等教育是人的一生中智慧的成長和探索的一部分,而且這個旅程必須是學生本人為自己設計和踐行的。

對學生的洞察並非我一人獨創。我的一位在艾姆赫斯特學院任教的朋友曾經與我分享過這麼一個故事:他的一位學生為了提高自己的寫作能力來找他尋求寫作方面的幫助,但是這位學生之所以現在有時間尋求幫助,是因為他已經被醫學院錄取。倘若他現在還是大一或者大二的學生,他肯定不會額外花時間來學習寫作。另外一位在一所頂尖的文理學院教藝術的朋友說,她的學生是非常願意接受創造類的挑戰的,前提是做這些事能夠幫助他們拿到A。

我在耶魯大學的一位教計算機的同事提出了更大的懷疑 :”我很難想像如今的耶魯大學生會花整個週末的時間臥床吟詩或者是與電腦為伍,編寫一套突破性的iPhone手機軟體。”他難免回憶起自己在20世紀70年代讀大學的時候,”當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校園裡對各種事物激情四射的奇才和怪才遍地開花,而他們也讓大學的生活豐富多彩。”

學生無止境地追求課外活動,不僅僅侵佔了自己的空餘時間,更犧牲了理智探索的機會,結果就是,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時間能夠全身心地去傾注於某種摯愛。大衛·布魯克斯和其他一些觀察者發現,如今已經再也沒有那種隨時隨地可以發生的知識分子性質的對話了。而來自布朗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康奈爾大學、波莫納學院以及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也發出了類似的感慨。一位普林斯頓大學大四學生在一封寫給我的信中有這麼一段話:”我在暑假期間往往要比在平時更高效,更有創造力,做更有意思的事情。我真的想了解這其中的奧祕。”

來自另外一所學校的一位女生在寫給我的信中透露了一些關於她在耶魯就讀的男友的境況:在上大學之前,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閱讀和寫短篇故事上。上大學三年之後,他已經變得極度不自信,令人驚訝。對一些微不足道的細節問題,我的那些在公立大學讀書的朋友根本不會去思索,比如獨自用餐的現象是否會被人解讀成是”社交弱者”,但他會去思考,併產生焦慮。為了能夠在眾人面前表現得博覽群書,對任何耳聞過的書籍,他都會快速閱讀該書的首尾兩章並囫圇吞棗式地閱讀大量的書評,以便自己能夠快速全面瞭解書的內容。而他的這些行為只為我一人所知,同時我也知道,他並非不喜歡閱讀或者學習,而是為了能夠在眾人面前滔滔不絕地討論,比起一個人安靜地讀書,在人前討論有著明顯的社會獎勵。

當然,任何現象都是有例外的。那些純粹的追尋者、思考者,甚至是”怪才”,他們不管學校和周邊人群的想法如何,他們就是以最純粹的方式去追求並獲得教育的真諦。但是往往是以這種心態求學的人,在現在的大學裡顯得另類。一位耶魯學生說:”耶魯並不能夠善待探索者。”另外一位學生說,她的一位朋友因為耶魯非常令人窒息,因此選擇了轉校。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個學生表達的遺憾:這種窒息是來自與周邊人的強烈反差–當你身邊的人並不在乎出賣自己的靈魂時,你卻要去關注並滋養自己的靈魂,這幾乎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

我所列舉的案例往往與耶魯大學有關,原因並非是我有意針對該所高校,而是因為我過去的教學經歷大部分時間都在耶魯。如果讀者認為我在那些頭頂光環的年輕人批判耶魯,那就誤解我了。

事實上,我認為相比較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杜克大學和華盛頓大學那種血淋淋的職業化教育,以及相比較於反理智型的院校,如普林斯頓大學和達特茅斯大學,耶魯排在這些綜合性質的頂尖大學前面,它在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上是最優秀的。這裡暫且不與文理學院比較。如果耶魯在這個群體裡已經算是最優秀的,那麼這個最優秀的也是夠糟糕的了。

我所說的可能令人驚悚,但絕非危言聳聽。倘若說我在過去的幾年裡搞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今日的這些名校大學生在邁入大學之前,既不是一群溫順的綿羊,也不是一幫無畏的機器人,更不是一些極少數的極端憤青。絕大多數學生如同他們的師哥師姐一樣,處於中間地帶,十分理想化並帶有一份孩子般的純真,他們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並試圖追尋其中的奧祕。恰恰還是這群學生,同時又不得不與進入名校所造成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壓力相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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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時報》、《新共和》、《美國學人》與中國各大媒體爭相報導

你有想過為什麼要上大學嗎?

難道,全球的高等教育教出來的不是有用人才,
而只是一群優秀的綿羊,只會順從地往同一方向前進?

教育體制就像生產工廠,我們都是受害者!
臺灣、美國、全球都面臨相同的困境,該怎麼辦?

曾任職耶魯大學的教授威廉.德雷西維茲(William Deresiewicz)
在常春藤名校求學、工作的這些年頭,看到無數學生被教育制度綁架;
雖然這些名校畢業生,外人看來猶如「人生勝利組」,
實際上卻也焦慮、膽怯和迷失,茫然無主見、缺乏創新思考,甚至與社會脫節,
就像一群優秀的綿羊,只敢順從的朝同一方向前進。

但人生無分勝負,只要能實踐夢想,何來贏家輸家?
因此,威廉.德雷西維茲教授寫了一封信要給20歲的自己,
希望當年迷惘的少年,可以有人這樣指點迷津。

這也是寫給準備考大學、正在讀大學、曾經念過大學的你,
還有各級學校的老師、政府教育單位的官員與家長們,
這封信探討了四大主題,讓我們思考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1.我們為什麼會變成優秀且迷途的綿羊?
教育體制如何局限學生的人生選項,只剩下學習與追求成功?
元凶竟然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

2.在現有的體制內,我們如何突破局限,奪回自己的人生?
第一步,先思考為什麼要上大學?
再來,找出方向與風險,還必須具備失敗的勇氣,該怎麼做?
最後,成為懂得如何對權力提出質疑的真領袖,不只為了競爭力。

3.如何拯救現有的教育體制?
.想讓學生創新且獨立的思考,學校最好重視人文「博雅」課程
.老師多把心思放在教學,少點研究吧!
.破除名校排行迷思,不是名校也能有好教育,找一所會關心你的學校。

4.為什麼教育體制會造成現在的局面?如何改善?
.家庭、企業、政府的要求,認為成績與學歷代表一切。
.改變入學條件、降低學費、改善經費來源……教育體制就能全盤改變。

如果你不願當一隻優秀的綿羊,想活出不悔的人生,必讀本書!

購買優秀的綿羊:耶魯教授給20歲自己的一封信,如何打破教育體制的限制,活出自己的人生點此

<視界奇觀>編譯整理 資料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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