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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憑藉一系列民粹主義觀點獲得了大量支持,給美國大選帶來變數。川普的興起表明民粹主義思潮在美國影響日益廣泛。

近日,《國家利益》雜誌發表了雅各·奧布萊恩的文章,對共和黨內民粹主義思潮在美國對外政策領域興起的背景和原因,以及由此對美國外交政策引起的變化做出分析。

克遜世界觀回歸

2003年,歐文·克里斯托爾在《標準週刊》發文指出,美國社會興起的新保守主義與傳統的保守主義並不相同,其歷史任務和政治目的是“使共和黨轉變成適應現代民主管理的新保守主義政治派別”。克里斯托爾表達出一種尋求保護神角色的保守主義思想。在他看來,新保守主義的英雄殿堂屬於狄奧多·羅斯福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像卡爾文·柯立芝、赫伯特·胡佛、德懷特·艾森豪和巴里·戈德華特等保守共和黨知名人士可以被禮節性地忽視。”



克里斯托爾的觀點包含了脫離現實的意味。實際上,新保守主義者經常提起柯立芝和貝利·高華德,他們希望共和黨回到小政府的觀念上來。但共和黨總統喬治·布希領導的政府並不理會小政府的理念。在布希政府時期,一系列攻擊性外交政策基本上是由新保守主義者負責。問題由此而生:布希政府期間,新保守主義思想的外交實踐達到歷史最高水準了嗎?

2016年美國大選情況表明,答案似乎如此。因此,在2月份發行的《評論》中,對外關係委員會的研究員麥克斯·布特警告說,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和克魯茲拋棄了“幾十年執行的共和黨的外交政策,即提倡國際主義,支持自由貿易,支持移民,推進民主和人權。他們已經接受了派特·布坎南、羅斯·佩羅、喬治·華萊士、傑西·文圖拉過去一直宣導的傑克遜世界觀”。

“老胡桃木”安德魯·傑克森

布特說得有道理。2015年11月,克魯茲告訴《彭博政治》,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是一個錯誤,“格達費製造了可怕的破壞人權記錄,是個惡棍。但是他已經成為對抗激進的伊斯蘭恐怖主義的重要盟友”。

布特指出:“華盛頓一些更激進的新保守主義者一直沒能正確地認識激進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帶來的威脅,鼓吹軍事干涉主義,這對激進的伊斯蘭恐怖分子產生了有益的影響。”他們對盧比奧的支持意味著共和黨傳統外交政策的東山再起,體現出激進保守主義尋求擴大影響力的企圖。不管共和黨會提名川普還是克魯茲,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共和黨內保守主義信仰鬥爭形成的裂痕短期內不會消失。

眾民族主義意識形態

安東尼·特羅洛普在其議會小說《菲尼斯歸來》中評論道:“基督教徒和異教徒即使沒有爭吵的機會也會見面,但讓兩個信仰相異的人湊在一起是不安全的。”這個評論概括了共和黨的當前狀態。


最近《國家評論》刊登了讚揚“反對川普”的封面文章,引起了騷動。雜誌社編輯們把自己描寫成保守黨堡壘的衛士,反對“哲學意義上的無可救藥”的闖入者。從葛籣·貝克到威廉·克里斯托爾等組成的外部撰稿人方陣也指責唐納德·川普,其中的一些攻擊已經失去了邏輯。正如艾勒·斯托爾在《紐約太陽報》指出的那樣:該雜誌曾支持一系列有關川普的政策,而現在卻因為要支持他人而攻擊川普。

川普和泰德·克魯茲警告不要在國外推行民主,由此看來,與布希時代形成對比的共和黨的外交政策願景已經呈現。擁護新保守主義信條的領袖人物參議員馬可·盧比奧攻擊他們背棄信仰:“比起擊敗敵人,我們的候選人宣揚孤立主義,顯然更熱衷於削弱我們自己的軍事和情報能力。語言和政治表演不能保證我們的安全。我們阻止不了伊斯蘭國。”


川普的支持者

為了否定盧比奧的激進主義,川普和克魯茲尋求共和黨的另一傳統——大眾民族主義(popular nationalism)意識形態,反對全球責任,反對稀釋國家主權。1999年,瓦爾特·盧塞爾·米德提出了美國政治中由國家和個人榮譽觀念構成的“傑克遜傳統”:“質疑自由的聯邦權力,質疑在國內外的行善前景”。米德說,傑克遜主義者相信榮譽也適用於戰爭,與可恥的敵人交戰時,“所有規則都不適用”。泰德·克魯茲承諾“用地毯式轟炸粉碎伊斯蘭國”。這聲音讓信奉傑克遜傳統的人聽起來頗為悅耳。與此相反,唐納德·川普的演講充斥著傑克遜主義外交的恥辱感:伊朗扣押美國海軍是“絕對的恥辱”,顯示“不尊重我們的國家,不尊重我們的總統”;中國建島以及貿易實踐表明“他們不尊重我們”,等等。如此出力不討好,美國沒必要在外交上耗費資源。

外交拉響警報

二戰後,共和黨深知保守派對全球主義持懷疑態度。以赫伯特·胡佛為例,1950年12月,胡佛發表講話,攻擊哈瑞·S.杜魯門的全面冷戰政策。胡佛認為,美國必須意識到其權力受到限制,它應該退出歐亞,使“西半球成為西方文明的要塞”。1951年,共和黨反對美國增加在北約的地面部隊。俄亥俄州參議員羅伯特·塔夫特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維護我國人民的自由。”而俄亥俄州參議員約翰·W.布里克則提出憲法修正案,旨在削弱總統的外交談判權力。

胡佛

不僅僅是杜魯門遭到右翼保守派的攻擊,艾森豪也不得不面對壓力做出退讓。1952年,艾森豪贏得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後,為了確保得到塔夫脫的支援,邀請其到紐約的家中。塔夫脫說服艾森豪發佈聯合聲明:競選的綱領是“在國內的每一個領域,反對蔓延的社會主義,為自由而戰”。艾森豪還承諾減稅,並表示他與孤立主義者塔夫脫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異”。共和黨的自由主義者苦不堪言。作為總統的艾森豪最終沒有試圖廢除新政或解散北約,而這兩個方面恰恰是最不招右翼保守派待見的。


右翼保守派無法讓美國回到孤立主義,迅速轉向鼓吹攻擊性外交。他們攻擊艾森豪政府是蘇聯綏靖政策的老巢。小威廉‧F‧巴克利在1956年《國家評論》的一篇社論中痛斥艾森豪“無原則的堅持,對潛在的敵人、對敵人本質的任何評估不表態”。

1964年貝利·高華德競選總統時,右翼繼續攻擊共和黨自由派的東部組織反對共產主義不力,向聯合國屈膝。高華德特勃然大怒,在《保守的良心》一書中,高華德宣稱:“我的興趣不是提高政府效率而是要減小它的規模。我不承諾促進福利,但我要推廣自由。我的目標不是通過而是廢除法律,不是制定新的條款,而是取消有悖憲法的舊條款。” 高華德由此為共和黨留下了不朽的遺產,為後來雷根總統的革命搭建了舞臺。20世紀70年代,當更加保守的民粹主義者出現在共和黨隊伍時,右翼保守的知識份子表示了歡迎。“9·11”後,用武力在海外尋求植入民主的新保守主義信條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共和黨正統思想。


2003年3月,《國家評論》對新保守派與更廣泛的保守主義運動無縫融合程度進行測評,著名的新保守主義者大衛·弗拉姆開除了“不愛國的保守派”(如羅伯特·諾瓦克、派翠克·布坎南等專家)。弗拉姆說,這些人希望“9·11”後美國遭遇失敗,“起初他們痛恨保守主義,接著痛恨自己的政黨、總統,最後痛恨美國。戰爭是很好的澄清劑,它迫使人們選擇立場……現在我們反對他們”。

但現實總是出乎意料。面對海灣戰爭後伊拉克的殘酷現實,布希政府輕飄飄的一句“使命完成”並不能掩飾海灣戰爭的惡果,激進保守派光環開始退去。而2008年的金融崩潰則展示了國家體制與民粹主義新貴的衝突。


漫畫川普的外交政策

結果是,警報在新保守主義陣營拉響了。2016年1月,彼得·韋娜在《紐約時報》談到了川普:“對他的提名將深刻威脅到共和黨保守主義,而對希拉蕊·克林頓的提名卻永遠不會。”大衛·布魯克斯在《紐約時報》寫道:“很少有總統是如此可怕地真正危及自己的國家,但川普和克魯茲有過之而無不及。”布魯克斯最後呼籲共和黨放棄激進主義,擁抱溫和性的改革——提高工資補貼,推行兒童稅收抵免。這意味著在民粹主義壓力下,美國社會的激進保守主義也許真的要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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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界奇觀>編譯整理>資料來源:〈美國民粹主義思潮影響外交走向〉社會科學報,作者:雅各·奧布萊恩 吳學麗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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