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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的“陰暗面”

1865年7月末的一天,一艘名為“蝴蝶丸”的船由上海到達了日本的長州藩(今山口縣的西半部分)。船的所有者是薩摩藩(今鹿兒島縣以及宮崎縣西南部),隨船一起到達的,有歐式來福槍一萬餘挺,以及兩名長州藩士伊藤俊輔和井上聞多。這兩個人後來都改了名字,分別叫做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如果是對日本明治維新歷史有些瞭解的人,對這兩個名字一定不會陌生。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自不待言,井上馨亦是維新元老之一,曾在第二次伊藤內閣擔任過外務大臣,並被明治政府授予侯爵爵位。只是在1865年時,兩個人都還是長州藩的武士,在為他們的驚天大業出謀出力。這驚天大業,便是以武力推翻當時統治著日本全國的德川幕府,也就是所謂的“倒幕”。

蝴蝶丸到達長州後,當年的12月,又有一艘薩摩藩名下的船“櫻島丸”滿載著武器到達了長州。這次負責運送的人物名叫上杉宗二郎,其當時所屬“海援隊”的最高領導人,便是日本幕末的風雲人物阪本龍馬。

次年1866年3月,薩摩和長州兩藩在當時天皇的所在地、日本名義上的首都京都正式結成同盟關係,薩摩藩同意在長州受到幕府討伐時給予軍事和政治上的支援。出席這次秘密談判的代表,很多都是後來建立明治政府的元勳:長州方面有木戶孝允,薩摩方面則有小松帶刀、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人。而事前為促成這次談判而進行斡旋的人物中,便有阪本龍馬。


在後來武力倒幕的過程中,發揮主力作用的便是薩摩和長州兩藩的軍隊。所謂明治維新的實質,其實便是薩摩、長州兩藩聯手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新政府的過程。而1866年兩藩結成的同盟可以說是為倒幕以及建立明治新政府奠定了基礎。

長期以來,明治維新一直被日本人看成是一段充滿“榮光”的歷史。在幕末列強進逼、風起雲湧的緊迫形勢之下,日本依靠下級武士領導的維新運動推翻舊政權,打開了國門,終於邁上了自立自強的近代化道路。在司馬遼太郎這樣的小說家筆下,維新的“志士”們更是被描繪為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而奮鬥不息、勇於犧牲的偉大人物。

不過,為什麼維新志士大量出現在薩摩、長州這兩個藩?幕末的日本共分成近三百個藩,也就是被稱為“大名”的地方領主的領地,偏偏只有薩摩、長州這兩個藩盛產維新志士。而且兩藩在地理上都僻處西南,遠離當時天皇所在的京都和德川幕府所在的江戶(現在的東京)。然而就是兩個邊陲之地的鄉巴佬武士們靠著一腔熱血揭竿而起,一舉打倒了控制著整個日本的德川幕府,這聽起來簡直是一段“夢物語”。


實際上,在明治維新這段看似充滿理想主義和青春熱血的歷史背後,有著許多冷酷的利益計算、卑劣的利己行為,甚至是列國相爭的陰謀詭計。儘管許多日本學者的研究已經逐漸揭示了這一點,但在日本國內還未能從根本上撼動長期以來形成的明治史觀。而日本以外的國家對明治維新的看法,又往往受到日本國內主流史觀的影響。故而本文對明治維新的一些“陰暗面”做一番簡要的介紹,希望國內的讀者能對這段歷史有更為全面的瞭解。

薩摩和長州兩藩非法走私獲利

薩摩、長州雖然只是近三百藩中的區區兩藩,但在幕末日本的地位確實有些特殊。作為兩個由“外樣大名”(德川幕府治下的地方大名分為三種:“親藩大名”是指德川家出身的大名,“譜代大名”則是與德川家無血緣關係、但在德川家康奪取天下的“關之原之戰”以前就侍奉德川家的大名,而“外樣大名”則是既與德川家無血緣關係、又在關之原之戰以後才投靠德川家的大名,在三者之中地位最低)統治的地方強藩,薩摩和長州一直是德川幕府加倍防範的對象。從幕府規定的“石高”(以大米計算的財政收入規模)來看,薩摩的島津氏為七十七萬石,長州的毛利氏為三十六萬石,在當時的日本諸藩中確實處於相當高的水準。


不過在薩摩之前,尚有同為外樣大名的加賀藩(今石川縣大部及富山縣部分)前田氏,其“石高”達到了一百零二萬石;“石高”超過長州的藩則更多。薩摩、長州之所以被德川幕府刻意防範,乃是因為這兩個藩的實際財力大大超出了規定的“石高”,而其大量財富的重要來源之一,則是非法的海上走私貿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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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本龍馬,坂本家原先為世代經營當舖、酒商、和服商,尤其是酒在走私貿易活動中甚是重要。荷蘭也曾釀製的「明治維新十二人組」啤酒中,最受歡迎的一種是「坂本龍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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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在建立後不久就開始實行所謂的“鎖國政策”,禁止地方大名和民間私自從事海外貿易。日本全國只有長崎一個港口向荷蘭和中國的商船開放,而長崎則由幕府直接管理。除此之外,只有靠近朝鮮的對馬藩(今天的長崎縣對馬市)和吞併琉球(今天的沖繩)之後的薩摩藩等作為特例被分別允許與朝鮮、中國進行貿易,但幕府同樣對貿易額進行了嚴格的規定。

不過日本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國,想要對漫長的海岸線進行嚴格的管理實屬不易。而且幕府對海外貿易控制得越嚴格,走私貿易所帶來的利潤就越是豐厚。江戶時代日本的情況與明朝頗有些相似:明政府自朱元璋以來便實行“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嚴禁民間從事海外貿易,結果卻是走私貿易屢禁不絕,原因便在於社會上始終存在對海外物產的大量需求,僅靠官方貿易遠遠無法滿足。


德川幕府的鎖國與明政府的海禁在帶來走私盛行的後果方面如出一轍,只不過在當時的日本,不僅商人等平民百姓參與走私,更有地方大名舉一藩之力,有組織、有計劃地大規模開展走私活動。而其中的佼佼者,便是薩摩和長州。

薩摩和長州僻處日本西南海岸,但這種地理位置反而成為其最大的優勢。薩摩位於日本本土最南端,在德川家康時便出兵南下,實際控制了琉球。故而歷來琉球與中國間貿易的管理權亦落入薩摩之手,並且薩摩通過琉球進行的貿易額大大超出了幕府的規定。在大河劇《篤姬》中,便有薩摩的家老(大名家臣中最高的級別)調所廣鄉向後來的篤姬和小松帶刀透露自己正在組織走私貿易的情節。長州則較為靠近朝鮮,因為對馬只是區區一座小島,物產不足,故而從與朝鮮的貿易中獲益最大的,其實是長州。除了朝鮮,長州亦從事與中國間的走私貿易。而幕府遠在江戶,不能盯著兩個邊陲藩國的一舉一動,隨時加以約束。故而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其實是給薩摩、長州創造條件,養肥了這兩個外樣大名統治的大藩。

明治的陰謀:薩摩、長州兩藩為何盛產維新志士


明治的陰謀:薩摩、長州兩藩為何盛產維新志士

《篤姬》中的情節

“開國”還是“攘夷”?

到了幕末,風雲突變。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率領被日本人稱為“黑船”的軍艦來到日本,並於次年強迫德川幕府簽訂了《日美和親條約》,將日本緊閉的國門撬開了一道縫。照此情形發展下去,日本將被迫全面開國,到時外國商品可從日本全國的口岸自由進出,走私貿易便再無存在的必要了。且開國之後,江戶附近的橫濱等地勢必成為主要貿易港口,僻處西南的薩摩、長州將再無地利可言。在此形勢下,幕府的開國對於薩摩、長州來說可以說是最大的惡夢。

明治的陰謀:薩摩、長州兩藩為何盛產維新志士

培里艦隊隨行畫家Wilhelm Heine作《培里提督橫濱上陸圖》


自培里的“黑船”駛來起,“開國”還是“攘夷”便成為日本政治和輿論的中心議題。幕府雖不情願,卻已意識到“開國”勢不可免,所謂“攘夷”,也就是驅逐外國勢力、維持歷來的鎖國政策已無可能。然而國內群情洶洶,高舉“攘夷”大旗者比比皆是,除了水戶藩這樣的親藩,京都的天皇和朝廷亦頑固要求維持日本國內的純潔,而除此之外提倡“攘夷”最力者,便是害怕自己的走私生意受到影響的薩摩和長州。為此兩藩先是高喊“尊皇”,與朝廷聯手逼迫幕府轉向“攘夷”,繼而不惜主動挑起與外國的事端。

1862年,薩摩藩的實際統治者島津久光從江戶返回薩摩,途經位於今天橫濱市的生麥村時,有幾名英國人闖入其佇列,被島津久光的隨從當場斬殺一人、重傷兩人。這場“生麥事件”成為英國與薩摩藩之間武裝衝突的導火索,次年7月初英國軍艦從海上襲擊了薩摩的炮臺和大名駐地鹿兒島,史稱“薩英戰爭”。而就在幾天之前,長州藩封鎖了馬關海峽,並在沒有事先通告的情況下炮擊美、法、荷諸國的船隻。為此美、法、荷、英諸國海軍與當年和次年先後兩次對長州發動攻擊,史稱“馬關戰爭”。


這兩場戰爭以薩摩和長州的失敗而收場。薩摩方面未能擊沉英軍一艘軍艦,但鹿兒島卻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長州的海軍遭到毀滅性打擊,且在下關設置的炮臺亦被悉數佔領和破壞。武力衝突之後,薩摩對外國的態度急劇軟化,但長州卻依舊不改“攘夷”的強硬立場,故而薩摩開始與幕府方面聯手抑制長州的過激行動。1863年,由於幕府方面與薩摩的暗中活動,朝廷中支持長州的攘夷強硬派遭到排擠。為此以長州藩武士為中心的攘夷“志士”們憤慨激昂,聚集到京都試圖發起政變。此事為幕府方面所察覺,1864年7月幕府組織的“新選組”突襲了聚集在旅館“池田屋”的這些攘夷志士,眾多長州藩武士被殺,即所謂“池田屋事件”。消息傳來,長州怒不可遏,由家老帶領軍隊和武士直逼京都,與幕府方面武裝對峙。

明治的陰謀:薩摩、長州兩藩為何盛產維新志士

池田屋舊址前的石碑

8月20日,衝突終於爆發,雙方在皇宮門外及京都市內展開激戰,最終長州慘敗,多名主將或是戰死、或是自殺。此役中薩摩公開站在幕府一邊與長州作戰,兩藩之間的關係亦因此勢同水火。

不過僅僅過了一年,便發生了本文開頭描寫的戲劇性的一幕,薩摩用自己的船隻幫助長州運送武器。而自此之後兩藩關係迅速改善,終於在1866年3月結成倒幕同盟。此間形勢的急轉,與京都之戰後各方的新動向,以及西方尤其是英國勢力在背後的活動有著密切關係。

倒幕運動背後的英國勢力

在京都之戰中獲勝後,幕府方面隨即興兵對長州藩進行討伐。面對幕府組織的聯合軍的進逼,長州方面被迫逼令率軍前往京都的家老切腹自殺,並將隨軍參謀斬首,才得以暫時平息事態,免於亡藩的命運。然而在衝突頻發的緊張形勢下,長州、幕府都意識到了增強軍備的重要性。至於薩摩,雖然曾暫時站到幕府一邊,但終究是心懷異志,絕非甘心對幕府俯首貼耳。故而三方都開始極力擴軍,而在此過程中,薩摩、長州逐漸取得了優勢。

當時要擴充軍備,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引進西方的先進武器,訓練新軍。事關存亡,一路高喊“攘夷”而來的薩摩、長州已顧不得臉面,紛紛低頭向曾經的仇敵歐洲列強購買武器,而這給正在試圖暗中干涉日本政局的英國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當時成為薩摩和長州購買軍火的主要管道的,是在長崎活動的英國商人湯瑪斯・格洛弗(Thomas Blake Glover)。此人1838年出生於蘇格蘭,1859年來到上海,進入英國人開辦的、上海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工作。同年格洛弗又來到長崎,兩年之後在長崎開辦了格洛弗商行,成為怡和洋行在日本的代理機構。最初格洛弗商行經營茶葉生意,但不久便瞄準了日本國內各方對西方武器的需求,開始通過怡和洋行的管道向日本大規模販賣軍火。據日本學者統計,1866-1867年間經由長崎販賣到日本國內的步槍中,僅格洛弗商行一家的銷售量便占到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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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瑪斯・格洛弗

而英國政府的外交人員也在日本國內積極地活動。最初撬開日本國門的雖然是美國人,但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美國暫時無力顧及海外,英、法成為在日本著力經營的主要西方勢力。英國方面,除了英國駐日公使之外,當時在駐日使館擔任通譯的外交官厄内斯特・薩托(Ernest Mason Satow,此人後來在1900-1906年間擔任英國駐華公使,取中文名薩道義)尤為活躍。薩托後來曾出版帶有回憶錄性質的《一位駐日本外交官》(A Diplomat in Japan)一書,其中記錄了他在幕末與薩摩、長州以及幕府方面的重要人物頻繁會面的情形。這些重要人物包括了長州方面的井上馨、伊藤博文以及桂小五郎即後來的木戶孝允,以及薩摩方面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和小松帶刀等人,這些人都是後來倒幕運動中的核心人物。而在1866年發表的《英國策論》一文中,薩托更是公然提出應該打倒幕府,在日本建立天皇和各大名聯合統治的新秩序。

此事透露出當時英國對日本國內政治進行干涉時的基本路線,而考慮到當時幕府方面正打算與法國聯手裝備和訓練新式軍隊,英國的這條倒幕路線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薩托在日本國內的種種活動,目的當在於尋找和扶植足以打倒幕府的力量,而在這方面,薩摩和長州自是不二人選。

明治的陰謀:薩摩、長州兩藩為何盛產維新志士

厄内斯特・薩托

在這一背景下,格洛弗在販賣軍火時的行為也超出了單純的商業範疇,有很強的政治傾向。當時薩摩、長州和幕府三方都需要從格洛弗那裡進口軍火,但格洛弗卻明顯更願意與前兩者做生意。1867年,幕府向格洛弗訂購的阿姆斯壯炮運抵長崎後,格洛弗尋找藉口遲遲不將其交給幕府。阿姆斯壯炮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炮,射程達到四公里,而幕府的舊式火炮射程只有八百公尺到一公里。這些阿姆斯壯炮後來落入了倒幕陣營之手,在擁有最新式武器的倒幕軍面前,幕府軍隊潰不成軍。

而對於薩摩和長州,格洛弗卻是源源不斷地提供了軍火補給。只不過長州因為幕府的禁令無法直接購買武器,故而需要改善薩摩和長州的關係,以薩摩的名義購買軍火提供給長州。在薩摩和長州之間進行調停並負責實際運送武器的人物之一,是開頭提到的阪本龍馬。然而考慮到阪本龍馬原本只是倒幕同盟的成員之一土佐藩(今高知縣)的下級武士出身,並且是個擅自離藩的“浪人”,很難想像僅憑他自己能夠有調停兩藩以及大規模參與軍火買賣的力量。阪本龍馬的背後,有著格洛弗乃至英國政府的影子。英國駐日公使哈里・帕克斯(Harry Smith Parks)曾經由格洛弗的仲介訪問薩摩藩,格洛弗與英國政府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而倒幕成功之後,格洛弗曾公開聲稱自己最大的功勞之一,便是打破了帕克斯和薩摩、長州之間的障礙。

長州如願通過薩摩得到武器裝備後實力陡然上升,在幕府於1865年發動的第二次討伐長州的戰爭中獲勝,而薩摩和長州亦締結同盟,成為倒幕運動的基礎。1868年,以薩摩、長州為中心的倒幕同盟打著“尊皇”的旗號對幕府發動進攻,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之戰中,憑藉先進武器的威力一舉擊潰十倍於己的幕府軍,並一路勢如破竹,兵不血刃佔領了江戶。德川幕府終於滅亡,以薩摩、長州兩藩的倒幕志士為中心組織起了明治新政府。

諷刺的是,新政府甫一成立,便將自己一直高喊的“攘夷”拋到了九霄雲外,立即宣佈開國。薩摩、長州靠走私發家,新政府的骨幹們自然最明白對外貿易的好處,而日本的開國亦是一直在背後操縱倒幕運動的英國所願。然而此番開國,得利最大的是新政府所在的東京及附近的橫濱等地,倒幕運動的策源地西南地區反而因此陷入凋敝,頻頻爆發針對明治政府的叛亂,不過此已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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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與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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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觀點論述,重新審視日本的近現代發展進程

  第一卷《幕末與維新》:
黑船來航——上至天皇、幕府,下至普通民眾,日本社會各階層如何看待攘夷與開國?
明治維新——劇烈動盪的幕末維新時期,日本社會經歷了怎樣的起伏?
王政復古——日本近代國家如何在艱難中產生?
脫亞之路——日本如何走上侵略東亞之路?

本書不止聚焦於日本,而是鳥瞰當時整個東亞世界,並採納了多種最新的研究成果,多角度描繪了從日本門戶開放直到西南戰爭為止的這段歷史。書中提出的許多觀點,顛覆了傳統學界對明治維新這段歷史的評價,是一部新穎的史學力作,日文版問世後在日本讀者中反響強烈。

本書特色

《日本近現代史》叢書第一卷於2006年出版,於2010年完成整套叢書出版。2006年出版的幾卷,目前已重印第16次,最晚於2010年出版的,亦已重印了第9次;這樣的再版情況甚為罕見,反映這套叢書在日本讀書界所受到的重視及歡迎程度。

叢書作者為1945年至1960年間出生的各大學相關學科教授,學術功底深厚,寫來深入淺,態度比較持平公允。

  出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六—二○一○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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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界奇觀>編譯整理>資料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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