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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7月1日, 部分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合影,前排左至右:譚延闓、許崇智、汪精衛、胡漢民、孫科、廖仲愷、林森,後排左至右:古應芬、程潛、伍朝樞、朱培德

縱觀歷史,對國民黨這家百年老店而言,分裂早已是常態。國民政府從1925年建立到1948年改組這短短23年間,發生過4次大分裂,隨時都有反對派另立中央,兩個國民政府對峙的現象司空見慣。

孫文逝世產生權力真空

中國國民黨自1919年由中華革命黨改組成立以來,其組織與黨員成分就相當複雜,尤其在孫中山宣佈實行三大政策後,黨內左、中、右派系日益明顯。孫中山剛一逝世,黨內右派團體就首次公然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此時廣東的局面正如《中國國民黨史》所載:”孫中山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逐漸在黨內形成絕對權威,然而,孫中山忽視了對接班人的培養,儘管他擁有不少卓越的助手。因此,絕對權威的忽然喪失,國民黨內便出現了權力真空,一時很難找出一位深孚眾望的領袖。”

孫中山北上前讓胡漢民出任代理大元帥之職,但胡在黨內的影響力遠不及孫中山,孫在世時,他可以理所當然的以助手身份暫時控制局面,孫中山一旦逝世,胡漢民在黨內的地位馬上受到挑戰。胡漢民自己非常清楚這個關係,所以在孫中山病危時他就對廖仲愷等人說:”大元帥職權,兄弟實不當再行代理,最好能將大元帥府根本改組為政府,並採用委員制,使本黨同志,能有共同負責的機會。”


胡漢民改組政府的提議得到眾人認同,但不久後即傳來孫中山逝世訊息,國逢大喪,改組之事也被譚延闓以”大局未定,不便立即進行”為由擱置了。不久後,黃埔黨軍在第一次東征和平定楊、劉之役中取得勝利,廣州革命策源地得到鞏固,此事又再一次被提上議程。1925年6月14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做出將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的決定,改組後的政府實行委員合議制。同時規定”政府的方針必須由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做出決定後再以政府名義執行”。也就是國民政府”以黨治國”的原則。在組織形式上,胡漢民在公佈的改組方案中為國民政府規定了中央、省、市三級機構。中央一級的機構具體有”設國民政府,掌握全國政務;設軍事委員會,掌握全國軍務;設監察部,監察政府各級機關官吏之行動及考核款務;設懲吏院,懲罰貪汙不法及不服從政府命令的官吏”。

1925年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開府典禮在廣州第三公園舉行,宣告正式成立。參加第一次會議的國民政府委員共有16人,會議推舉汪精衛、許崇智、譚延闓、胡漢民、林森為常務委員。國民政府主席由汪精衛擔任,此外特任胡漢民為外交部部長、許崇智為軍事部部長、廖仲愷為財政部部長、徐謙為大理院長兼司法行政事務。同時聘任來自蘇聯的鮑羅廷為國民政府高等顧問。7月3日,國民政府成立了最高軍事領導機關──軍事委員會。軍委會於8月26日決議,廢除以省命名的粵、湘、滇等軍事番號,並將之前的黨軍、建國軍等番號一律改編為國民革命軍。

寧漢對峙:國民政府第一次大分裂

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並不能根本解決國民黨內日益分化嚴重的問題。即使是黃埔軍校中,也有以共產黨員與國民黨左派學員組成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國民黨右派學員組成的”孫文主義學會”兩個相互對立的學生團體。僅在政府改組一個月後,國民黨左派代表廖仲愷被刺身亡。此前,以左派面貌出現的汪精衛、蔣介石也都被列為暗殺目標,蔣介石更是兩次險遭刺殺。

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典禮。前排自左至右依次為:蔣介石、蕭佛成、鄧澤如、吳稚暉、伍朝樞、胡漢民、王寵惠


“廖案”打破了後孫中山時代國民黨內汪、廖、胡三足鼎立的局面,不久後胡漢民因涉嫌”廖案”被迫出洋,國民黨左右派各失一首,反而造成蔣介石的迅速崛起。1925年11月23日,鄒魯、謝持等右派元老組成”西山會議派”另立中央。1926年初,蔣介石將謝持與鄒魯永遠開除黨籍,其餘人等則分別處以書面警告和”促其猛省,不可再誤”的訓令,黨內的第一次分裂危機算是暫時平息了。但僅僅過了兩個月,廣州又發生了疑雲叢叢的”中山艦事件”,儘管事態沒有擴大,但整個長洲島上已是風聲鶴唳,國民黨內(當時的共產黨員也在國民黨中)的意識形態之爭已向著不可調和的方向發展,而這種矛盾終於在之後的北伐烽火中爆發,造成寧漢兩府對立的大分裂。

1926年7月,蔣介石發表北伐總動員令,宣告北伐戰爭正式打響。北伐軍一路勢如破竹,幾個月就打垮了吳佩孚率領的北洋軍,並於當年10月攻佔武漢三鎮。10月16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及各省區聯席會議正式討論遷都事宜。11月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遷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到武漢。當年年底廣州國民政府停止工作,武漢國民政府於1927年2月21日正式辦公。


就在國民政府已決定遷都武漢時,蔣介石卻在1927年1月3日召開會議,提出國民政府應遷往南昌,他的理由是”現在張作霖已經宣稱自己是國家的首領,並準備和國民革命軍打仗。河南局勢變得非常危險,湖北的部隊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漢處於嚴重的威脅之下,同時浙江也已經發生了戰事,在已經鞏固了的南昌領導作戰是較好的”。會後,他發出通電,”現因政治與軍事發展便利起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住南昌”。

蔣介石將國民政府強留在南昌的通電引起黨內很多人的不滿,即使是對武漢政府素無好感的李宗仁也說”南昌,斷沒有成為臨時首都的資格”,他認為蔣介石反對遷都武漢的理由是駐漢部隊非蔣的嫡系,不便於他控制中央。武漢方對遷都南昌之事的反對態度更是堅決如鐵,完全不理會蔣介石造成的”中央”已在南昌辦公的”事實”,堅決要求在贛中央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赴漢辦公。由於當時孫傳芳勢力尚未肅清,江西局勢也不穩定,蔣介石只好屈服於武漢政府。


這種屈服是暫時的,因為手握軍權的蔣介石早已實際脫離武漢方的掌控,待北伐軍攻克上海後,他馬上於4月12日發動了血腥”清黨”。”清黨”的第一矛頭指向了共產黨員,同時,諸多國民黨左派以及左傾人士也被殃及,僅在”清黨通電”釋出的兩三天內,上海就有1000多名共產黨員被捕,300多人被殺害,白色恐怖籠罩淞滬。從國民黨本身的角度來說,這次政變”固然打擊了它的對手中國共產黨,但與此同時,國民黨本身也因此失去了大批精英”,並造成許多渾水摸魚之輩混入國民黨,這些人使黨內的戰鬥力和凝聚力發生大幅度下降。白崇禧後來也沉痛地說:”此次清黨後,即發生許多以黨營私之假革命黨⋯⋯使民眾對本黨已漸失信仰。”

1927年,蔣介石的部隊在清黨控制上海之後,從收繳的步槍

對於國民黨而言,清黨造成的另一個影響就是蔣介石與武漢國民政府公開決裂。4月17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集會議,決定在南京組建政府,胡漢民、張靜江、伍朝樞、蔣介石等為國民政府委員;胡漢民為國民政府主席。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舉行慶祝典禮,宣告成立,並於同日開始辦公。此時,北京的北洋政府猶在,南方的國民黨陣營中卻出現了兩個國民政府,史稱”寧漢分裂”。這次兩府對峙也成為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次分裂。

就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的前一天,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釋出堅決的”討蔣”命令:”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心反動,罪惡昭彰,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開除黨籍,免去本兼各職。著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


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工會興起轟轟烈烈的”討蔣”風潮,武漢大街小巷更是貼滿了”打倒蔣介石””鎮壓反革命”等標語。寧漢分裂導致北伐暫時停止,武漢國民政府內部有兩種聲音,一是東征討蔣,一是繼續北伐,最後北伐派佔了上風,武漢政府於4月19日舉行第二次北伐的誓師典禮。與此同時,5月21日在長沙發生的”馬日事變”也表明了武漢的汪精衛逐漸轉向反共,加上馮玉祥等軍事實力派強烈要求分共,汪精衛最終發動”七一五政變”,武漢國民政府宣佈分共。解決了共產黨的問題後,寧漢雙方在各路實力派的斡旋下開始和談,武漢方對政府合併開出的條件就是蔣介石必須下野。8月13日,蔣介石在上海發表下野宣言,並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

合併的條件皆已成熟,此時在上海另立中央黨部的”西山會議派”也加入會談。三方會談的最終結果是武漢國民政府的”正統”地位也被否定,汪精衛於9月13日通電下野。寧、漢、滬三方的國民黨中央在9月16日宣佈在南京成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國民政府重歸統一,史稱”寧漢合流”。

北京、廣州、福建相繼另立中央

“寧漢分裂”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即有實力反對中央者可自行另立政府。儘管蔣介石在下野後不久,即借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復出,並領導完成二次北伐,形式上統一中國。但在北伐完成後的短短幾年內,實力派另立中央政府的事正如夢魘一般困擾著新生的南京國民政府。

1928年,國民革命軍的三大統帥(左至右)馮玉祥、蔣介石、閻錫山的合影

在國民革命軍中有嫡系與雜牌,中央與地方之分,造成這種現象也並非是有人刻意為之,而是國民革命軍本身就是一支有聯軍性質的部隊。在北伐過程中,如馮玉祥、閻錫山這類改旗易幟的軍閥部隊名義上雖屬國民革命軍番號,但實際控制權依然在軍閥手裡。等到北伐成功,作為共同打擊目標的北洋政府覆滅後,這種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就會表露無遺。具體的表現有蔣桂戰爭、蔣唐戰爭和中原大戰。

在被稱為國民黨內部實力派終極角逐的中原大戰期間,各路反蔣派在北京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會議中居主導、支配地位的是晉系實力派人物閻錫山。這次會議以”民主政治為標榜,宣稱要在黨內國內恢復民主制度,推翻蔣介石的獨裁專制”。1930年9月1日,擴大會議公佈《國民政府大綱》,宣佈北京國民政府成立,閻錫山於9月9日宣誓任政府主席。北京國民政府的《大綱》中”強調以黨治國,但不得以黨代政”;規定”以國民政府委員會議和部長聯席會議行使國家統治權,從制度上防止獨裁的重演”。這些特色既標榜了自己與南京國民政府不同,也對反蔣派極富煽惑力。

反蔣聯軍在軍事上連連失利,北京政府的主要人員也從北京撤到了閻錫山的老巢太原,他們還是繼續開會制定約法。蔣介石的死對頭汪精衛此刻再次走上前臺,於當年10月底主持最後一次擴大會議,並通過了《中華民國約法草案》。雖然表面做得很到位,但畢竟擴大會議和閻記國民政府的命運從一開始就以中原大戰緊緊相連,隨著反蔣聯軍在戰爭中失敗,北京國民政府也就匆匆結束了它短暫的歷史。

北方的中原大戰剛剛結束,南方的分裂又起。1931年5月27日,國民黨內的元老派、再造派、汪派、西山會議派及兩廣軍人齊集廣州,宣佈效法1917年孫中山在穗召開非常國會之例,”組織非常會議以為本黨之領導機關”。這一次反蔣風波是因同年2月28日,蔣介石軟禁胡漢民事件引起的。胡被軟禁後,蔣介石召開國民會議,提議制訂《訓政時期約法》,並將國民政府主席的職權大大提高。蔣介石總攬大權,使胡蔣兩派的矛盾公開化,各路反蔣派重新組合,國民黨再度面臨分裂。

1931年5月28日,廣州國民政府宣佈成立,史稱”寧粵分裂”。廣州政府主席之職還是由蔣介石的老對手汪精衛擔任。汪精衛就職後,將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稱為”偽政府”,並在釋出的《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偽政府宣言》中稱,”與迷信武力統一中央集權之蔣中正及其個人獨裁下之南京政府斷絕一切關係”,”本黨所賦蔣氏之職權,應即撤銷,其國府主席之資格,已經不復存在”。6月12日,兩廣舉行誓師大會,決定出兵”北伐討蔣”。眼看一場內戰不可避免,但當時正陷於”剿共”戰爭的蔣介石無法分身,只能一面派兵圍堵控制事態,一面做出和平統一的姿態。寧粵雙方就這樣對峙相持了幾個月,直到同年9月,東北風雲突變,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國內反內戰的呼聲日益高漲,寧粵分裂的問題被推到不得不解決的地步。蔣介石在此時率先發起和平攻勢,號召雙方停戰議和,共赴國難。雙方在香港、廣州、上海等地進行一系列談判後,還是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達成協議,並取消廣州國民政府。

與寧漢合併時的情形一樣,蔣介石下野後沒過多久便又復出。寧粵合併也不能根本解決黨內派系林立的問題。而當時的中國,第一次國共內戰還在進行,侵華日軍的步伐又步步緊逼,形勢變得更加複雜,分裂終於又在東南發生。1933年11月,以國軍第十九路軍將領為主的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在福建福州建立反蔣政權,史稱”福建事變”(閩變)。這次事變與寧漢分裂、寧粵分裂的性質都不同,因為福建政權直接拋棄了中華民國和國民政府的所有”旗幟”,另建國號為”中華共和國”,政府稱為”人民革命政府”,十九路軍改番號為”人民革命軍”。政府以”抗日反蔣”為主旨。同時,李濟深、蔡廷鍇、陳銘樞等8人聯名致電宣佈脫離國民黨,共同組織”生產人民黨”。這次閩變很快被蔣介石平定,建立僅歷時53天”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亦隨之煙消雲散。

分裂”常客”汪精衛最終跨越底線

在另立中央政府現象此起彼伏的20世紀30年代,有一雙眼睛一直在盯著中國各派勢力的角逐,並準備隨時插足染指。這雙眼睛來自日本昭和軍閥。在”對支一擊論”出現以前,日本對華的主要政策還是以”蠶食”為主,其主要手段便是利用中國各派勢力相互角力,繼而從中分化,逐步佔領。在日本人眼中,國民黨是一個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革命黨,與之前的軍閥有很大不同,所以日軍最初的算盤是扶持北洋舊人來制衡國民政府,但段祺瑞、曹錕、吳佩孚等北洋政要都先後拒絕與日本人合作,日軍只能拉攏到殷汝耕、張敬堯這些不入流的小人物。

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 汪精衛( 右三)、孫科(右四)等廣州政府的代表與南京政府代表蔡元培、張繼(左邊側臉者)等在上海召開的和平統一會議。這次會談的結果是迫使蔣介石下野,寧粵宣告統一

盧溝橋事變前,欲圖染指華北的日軍就利用漢奸殷汝耕建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但這個政府影響太小,故而連”國旗””國徽”等政權象徵都不敢設。抗戰全面爆發後,日軍本以為攻佔國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國即會屈服,沒想到國民政府遷入重慶後依然頑強抵抗,日本陷入戰爭泥潭。氣急敗壞的近衛內閣索性宣佈”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實則就是關閉了和談之門,國府的抗日部隊也被日方稱為”重慶軍”。與此同時,日軍又先後扶持”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等偽政權,這些政權打出北洋時代的五色旗作為”國旗”,妄圖竊據中華民國的正統地位。但因其首腦都是梁鴻志、王克敏等不入流的貨色,影響力根本無法達到日本人的預期。

1938年10月11日,日軍大舉進攻廣州、武漢之際,汪精衛向海通社記者發表了”如條件不妨礙中國之生存與獨立,則或可為討論之基礎”的發言,這等於向日方公開了國民黨內部主戰、主和派之分歧,同時也放出求和資訊。10月21日,廣州淪陷之日,汪精衛又在對路透社記者的談話中聲稱:”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討論之基礎,否則無調停餘地。一切視日方所提出條件而定⋯⋯”這無疑是更為露骨的一次求和訊號。日軍對於汪精衛的態度非常重視,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於11月3日發表《雖國民政府,亦不拒絕》的政府聲明,宣稱:”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拒絕。”日方制定了誘降汪精衛,以汪代蔣的計劃。

誘降攻勢展開後,汪精衛非常配合,很快派人與日方代表進行一系列會談,並簽署臭名昭著的《日華協議記錄》和《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其中就有承認滿洲國、承認日本有優先權、承認日本以”特殊的方便”利用華北資源等賣國條款。從1927年以來,國民政府的每次分裂都有汪精衛的影子,但這一次汪精衛準備在日本的扶植下再一次另立”中央”,顯然已經跨越了底線。按照汪精衛的最初算盤,是想利用自己的影響號召西南軍閥擁護其在川、滇地區建立親日政權。但他在1938年12月30日發出投敵”豔電”後,起初他預計可能參加”和平運動”的陳濟棠、龍雲、何健、張發奎等人紛紛發電聲討,”指斥汪精衛為民族罪人”。汪精衛在西南搞分裂的企圖成了泡影,這意味著他只能在日軍佔領下的南京建立政權,而他與日方所謂的”談判籌碼”也就大打折扣了。

1940年3月,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參與多次分裂的汪精衛最終跨越底線

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在南京舉行所謂的”國民政府”還都儀式,發表《和平建國十大政綱》,正式成立汪記”國民政府”。他的”和平運動”搞到最後只在一個問題上贏得日方讓步,那就是新政府”國旗”的問題。起初日方是希望他的政府使用民國初年的五色旗作為”國旗”,但汪精衛堅持要用孫中山生前所訂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日方最初以此旗是重慶國民政府的國旗,戰場不易分辨為由反對,但汪精衛卻在這一問題上堅決不讓步,最終取得日本人同意,但他們要求在國旗上方附一條黃色絲帶,上繡”和平、建國、反共”字樣,以此和重慶政府區分。英國學者拉納•米特在其著作《被遺忘的盟友》中評述汪精衛此舉動機:”汪精衛認為他的政府是真正的國民政府之延續,蔣介石已與共產黨結盟,背棄了革命。採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可以一圓汪精衛十三年來之夢──當年北伐時蔣介石從他手中奪走權柄,現在他終於可以完成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遺志。”

一面”國旗”既不能讓汪精衛的偽國民政府奪得正統之位,也不能洗清他失節附逆的汙點。相反,隨著汪本人於1944年在日本病死和1945年日本投降,他的汪偽政權也隨之灰飛煙滅。他與他的偽”國民政府”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蔣介石結束了他7年的陪都歲月,但國內的局勢與黨內的亂象並不能使他安心。1948年5月20日,國民政府正式改製為總統府,歷史上幾分幾合的國民政府走入歷史。不過,政府的改組也沒能挽救這個政權在大陸的崩潰。

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逐漸失去優勢,內部也多次出現分歧,如李宗仁等此前多次奪權失敗的反蔣派又再次活躍起來。就在敗退臺灣的前夕,國府還上演了一出”桂系逼宮”的大戲。此外,由國民黨內的左派、民主派人士籌建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等團體選擇與中國共產黨站在同一陣線,他們於1948年合併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推選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後留在大陸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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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界奇觀>編譯整理 資料來源:微信,文\周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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