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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吃到一口放心的食物,日本人曾經走過了一段艱難曲折的道路,而台灣還在努力。

錢鍾書曾說:

“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這隻下蛋的母雞呢?”

不過在日本的某些商店裡,如果你發現一棵蔬菜長得不錯,的確可以看看它是誰種出來的,方法很簡單,只要拿出手機,對準蔬菜標籤上的QRcode掃描一下,就能查到它的品種,種植方法,以及栽培者的照片–也許是一對農民夫妻在田間地頭的合影,他們保證你吃得安全。

這種可以追溯到生產源頭的食品,在日本早已不是新鮮事物。長期從事日本食品安全研究的香港大學學者潘傑曾做過一份調查問卷,結果顯示,大多日本人判斷食品安全的首要標準是產地,如果是日本產的,就會比較放心,如果是中國或者美國產的,則心中總有那麼點”食品安全問題的影子“。


如果把時間倒推回半個世紀前,這個講法或許會不同。事實上,為了吃到一口放心的食物,日本人曾經走過了一段艱難曲折的道路。


五十年前的毒奶粉

1955年6月起,日本西部各地的許多母親都發現,自己的嬰兒變得無精打采,情緒煩燥,伴隨著腹瀉、發燒、吐奶、皮膚發黑等症狀。一開始,家長們以為是酷暑導致的身體不適,但是醫生詢問後發現了一個共同點:這些嬰兒喝的奶粉,都是日本乳業龍頭森永公司生產的。

調查的結果令人震驚。原來,當時森永集團在加工奶粉過程中通常會使用磷酸鈉作為乳質穩定劑,而其在德島的加工廠使用的劣質磷酸鈉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稱的砒霜,這會對嬰兒造成神經、內臟的嚴重受損。在8月底事件公開之前,已經有22名喝了毒牛奶的嬰兒夭折,在事件之後的一年中,受害致死的嬰兒達到了130名。

事件發生後,受害者家長們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國協會”(簡稱全協),岡崎哲夫被推舉為負責人──他的女兒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全協就賠償和善後問題同森永公司展開談判。他們要求,森永公司負擔治療住院以及定期檢查的費用;對後遺症進行補償;一次性付清死亡嬰兒家庭250萬日元,重症家庭100萬日元,中等症狀70萬日元,輕症30萬日元賠款。

為了調節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挑選了幾位專家,成立了一個貌似持公允立場的第三方調查組織”西澤委員會”,和負責賠償問題的”五人委員會”,它們的經費是由日本乳製品協會支付的。經過”調查”,”西澤委員會”的專家們一致表示,此次中毒事件不必擔心後遺症的影響,現在還在治療的患者與砒霜無關,是其他疾病導致的。而”五人委員會”拿出的賠償方案,還不及”全協”方案的零頭:所有死亡者一律賠償25萬日元,生存者一律賠償1萬日元。

這份明顯偏向企業的結果當然令受害者家長們不滿,1956年1月,在”全協”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給受害嬰兒體檢,但只能到其指定的醫院做檢查。結果可想而知,專家們再次給出了不必擔心後遺症的結論。

既得不到輿論支援,母親們心灰意冷,”全協”被迫解散。負責人岡崎哲夫新成立了一個”岡山縣森永奶粉中毒兒童守護會”,繼續為受害兒童奔走。也許誰都想不到,這將是一場長達十餘年的艱難歷程。

“日本的食品安全問題的產生都是’發展主義’主導下的結果。”潘傑說,日本在戰後整個發展的主導思想是”發展主義”,1945年到1970年可以算第一個時期,這個時期比較突出的就是”產業優先”,發展重型的化學工業,這對環境的汙染很嚴重。

同時,由於城市化程序加快,農村大量土地流失,變成了企業用地,人口向城市集中,”一列火車一列火車拉著勞動力去城裡工作”,這就需要更多的食品供給,因此要發展工業化、化學化的農業──這也意味著食品安全問題的難以避免。

如果列舉出當時日本環境汙染與食品安全問題,這將是一份長長的清單。除了森永事件,日本50年代由於含鎘稻米引發的”痛痛病”、含汞魚貝導致的”水俁病”世界聞名,60年代的米糠油事件給無數家庭帶來了難以彌補的傷害。而對於森永這樣的大企業,當時的政府往往採取偏袒的態度。

在這種環境下,民間力量的覺醒,成為日本走出食品安全困境的關鍵因素。


峰迴路轉

翻開”全協”負責人岡崎哲夫的履歷,可以看到這位後來被編入日本《現代人物事典》的維權領袖出生於1920年1月9日,即日本大正九年。正如人們所知道的,大正時期在日本歷史上是一個生活、文化、藝術空前繁榮的時期,”1920年代之後,(日本)中產階級慢慢擴大,一方面是人數,一方面是所謂’中流意識’,他們會要求在社會各個方面有主體的參與,包括安全食品的獲得。”潘傑說。


岡崎哲夫青年時的理想是成為一名文學家,他愛好歷史、哲學、中國的唐詩和歐洲的古典音樂。然而,在早稻田大學就讀政治經濟學時,他被日本政府強徵至中國東北的虎頭要塞服役,成了一名侵華日軍。

在當時的日本社會,這樣一批具有主體意識的民間力量,無疑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落實在消費方面,最為直接的影響是一批消費者團體的出現。例如,1949年12月,關西主婦聯合會成立,其活動重點是降低物價、驅逐黑市。在大阪,由於正常價錢在40日元的牛肉,賣到了250日元,當地主婦會發起”不買牛肉運動”,要求牛肉降價,否則便不買。這些活動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56年,日本消費者協會正式設立,1957年2月26日,”全國消費者團體聯絡會”在東京召集主辦了”全國消費者大會”,並發表了《消費者宣言》。從六十年代開始,為了解決環境汙染問題、食品安全問題,日本還湧現了各種社會實踐和社會運動,如”生活者運動”、”有機農業實踐”、”消費者與生產者經濟合作運動”等等。

對於尊嚴和正義的訴求,無疑是這些具有”中流意識”的人們在食品安全上較真的動力。岡崎哲夫幾乎用了整個後半生的時間來進行對森永公司的爭取權益,最艱難的時期,他和其他幾位家長只能自帶白米和帳篷在野外集會,去東京請願時,由於用光了盤纏,他們不得不找警察署求助。

1966年,曙光終於出現了。由於對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問題擔憂,日本岡山縣成立了”岡山藥害對策協會”,以救援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岡崎哲夫等幾位家長馬上找上門來。在他們的推動下,岡山縣對35名森永奶粉的受害兒童進行了身體檢查。

結果顯示,這些受害兒童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後遺症。隨即,大阪大學的丸山教授開始追蹤調查,1968年,他發表了著名的”丸山報告”,證實了毒奶與後遺症之間的關係,引起了軒然大波。同一年,日本頒佈了第一部《消費者保護基本法》,這意味著日本開始從發展主義的冷酷中轉過身來,將重心轉移到對消費者的保護上。

一場遲到了多年的審判結果在1973年到來。這一年11月28日,日本法庭終審判決森永有罪,該公司兩名工作人員被判刑三年。12月,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長提出的賠償協議,對”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終身照顧。

迄今,森永公司每年都要支付超過十億日元以上的鉅額資金,用於對受害者的健康賠償和生活照料上。

同時,推動正義到來的民間力量,還提供了一條獲取食品的新路徑。


超強糾錯能力

“工業化和化學化的農業,是食品安全問題一個很大的原因,因為要用化肥,要大批量生產,要用新增劑,其實都是對人有害的,還有大資本的投入,資本要什麼?資本要利潤,所以它不會想質量優先,它會想我怎麼可以賺錢。”

潘傑說。

森永的問題解決了,並不等於它的問題不會在別人身上重演。由此,日本民間力量還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拋開大企業”的可能。

日本所謂”拋開大企業”,不是說消費者自行生產食品,而是建立了一個消費者與小型專業生產者的緊密關係。

以1976年成立的民間組織”四葉草合作聯盟”為例,這是目前日本關西最大的一個有機食品生產、加工及配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合作網路,有四萬成員。加入這個聯盟的商戶,基本都是無力與大企業進行競爭的散戶、中小企業,運作方式大致可以概括為:農戶和消費者通過申請成為該聯盟會員,聯盟旗下的農場負責收取附近農民會員產品,自己也生產一小部分,檢驗合格後,通過配送中心直接投遞到消費者家中。它實現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對接。

這個生產網路是構建在信任和誠信基礎上的,潘傑介紹,如果有商戶想加入這個聯盟,必須有聯盟內部成員推薦,實際上就是需要有擔保人,還有對其農場、車間的考察,甚至於對商戶人格的考察也包括在內,”有點像相親的感覺”。

同時,”消費者隨時可以造訪任何一個生產者,瞭解這個生產的過程,甚至可以帶著專家去,去檢視土壤包括產品測驗。”潘傑說。即便出現了狀況,消費者也能輕易地追溯到責任人。

一旦成為了這個網路的會員,也就意味著,如果你不信任森永的產品,你可以完全拋開它,自己決定購買來自哪一個牧場的牛奶。

民間組織還可以直接參與對商品的檢測,比如各地的消費者協會,主婦會等。一些團體還可以發起”共同購買”,用團購的方式為商品的品質提供保證。

“在日本相對來講保留了比較好的’共同體’的傳統,還有社會信任。”潘傑認為。這無疑是民間力量在日本盛行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為這些力量保駕護航,例如,這些社會組織可以推舉跟他們很多政見相合的議員,幫助其選舉,通過議員的提案推動自身理念的發展。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這些組織的相互聯絡、協作越來越多,甚至還有競爭。他們的聲音對日本政府的立法顯然有著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

例如1969年,一部分消費者團體首次提出了制止多餘包裝和過大包裝的口號,1971年,東京都知事便發表了《垃圾站宣言》。2001年,日本發生”狂牛症”事件,民間強烈的聲討,迫使日本政府頒佈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同一年修改了《農林物資規格化和質量表示標準法規》。可以說,日本的食物儘管不能說沒有安全問題,但有著他國難敵的糾錯能力。

對於岡崎哲夫等食品安全的先行者們來說,這樣的局面,可謂庶民的勝利。2000年,岡崎哲夫病逝,他的臨終遺言是:”我的一生沒有遺憾。”

也許,在這句短促的日語說出來時,日本各地又有幾位主婦拿起櫃檯上的蔬菜,放心地放進自己的菜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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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界奇觀>編譯整理>資料來源:廣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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