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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中,無論你是總統還是董事長,若作奸犯科便會受到法律的制裁,與平民無異,至於你說他們身分特殊,有權有勢,可以用盡一切關係,為自己擺脫罪名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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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古代不同,犯罪的罪責會因身分、地位、職業而有所不同,例如,貴族與奴隸犯罪時所受的責罰並不同。《漢摩拉比法典》便記載:「如果貴族階層的人打了貴族出身的人,須罰銀一明那。如果任何人的奴隸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處割耳之刑。


若是宗教人士犯法呢?


 

歐洲自古以來宗教與政權就不斷的爭奪人世間的主導權,時而對抗,時而合作。歐洲中古世紀諸侯國分崩離析之際,便是仰賴基督教的力量,維持社會的秩序。等到15世紀之後社會經濟復甦、王權提升、市民階級抬頭,隨之而來的就是各種對教權的挑戰,例如我們歷史課一定會唸過的宗教改革、科學大革命、啟蒙運動等等。因此,在歐洲的歷史某些時期,教士犯罪有時是交由宗教法庭處理,與國家無關,這個部分有空再為大家介紹。

但中國情況不同,中國大一統帝國對於宗教有壓倒性的強制力,帝國的統治者們很少失去對宗教的支配地位,皇權始終高於教權。同時也深入管理宗教的各個方面,如宗教經典的選錄和翻譯、對宗教人員數量的限制等,企圖將宗教團體控制在帝國法律體系之下等。

翻開佛教史,自從四世紀中葉的東晉以來,在長達三百數十年的期間裡,圍繞著佛教教團與國家之間的主導權之爭,以及佛教和王法的優先權之爭,斷斷續續持續不斷,直到八世紀前葉的唐玄宗開元年間,以王法的勝利而告終。也就是說,自古以來,宗教組織就不是方外之地,僧尼、道士、女冠等宗教人員被視作王土之上的「另籍臣民」,被牢牢綁定在帝國法律體系之內,受到嚴格的監管。


僧侶犯法由誰告發?

在一般印象裡,寺廟道觀都建在名山大川隱逸之地,似乎和世俗人間沒有太多的交道,要發生糾紛也許非等到「道士下山」不可,然而現實生活中絕非如此。因為大多數的寺廟道觀都還是建立在人口繁茂的村落市鎮或是城市中,兩宋以降實行的「保甲制」對宗教人員的約束力很強。

例如清朝的一份「保甲書」中就寫道:「至於寺觀,亦分給印牌,上寫僧道姓名口數,稽查出入」,「和尚、道士、尼姑之庵觀寺院,其師徒機關年歲田房,本身有無殘疾,俗家有無親人,皆應逐一詳注。」這些戶籍資訊都有當地的保甲按月更新填報。如果發現實際情況和資訊中不符,則立即報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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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僧尼道士的行動還受到當地宗族組織的監控。所謂「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頻繁前來進香祈願的香客往往能發現僧尼道士的不軌行為。例如明代江南一座寺廟裡,曾有一個叫了圓的和尚只不過給尼姑遞上一枝荷花,就被一個姓高的老婦人發現並以通姦的罪行控告。官府查清雖無通姦之實,但涉「瓜田李下」,依舊判了兩人「合杖」之刑。

清代杖刑執行圖

清代杖刑執行圖


 

僧尼犯法由誰審?

東晉以來,國家在行政方面設立了僧官制度用以管理僧尼。所謂僧官,就是「國家從僧侶中選拔任命、以管理監督佛教教團為目的、統管僧尼進行法事的官吏。」通過這樣的制度,僧尼就被納入國家官僚和行政管理系統,行為受到制度上的約束。

歷朝僧官的一項重要職責就是管理僧侶間的案件,如果雙方皆為僧侶且不構成刑事案件的,大多由僧官決斷。而刑事案件則不同,「與軍民相干者」必須交由當地衙門處理。

但也有例外,例如唐代僧人惠范倚仗朝中有靠山,強搶他人妻子,州縣一級的官員不敢受理。事主上訴到御史處(監察官,戲劇中平民攔轎伸冤橋段的官吏,大多屬於這類)而「御史台中懼」。後御史中丞薛登力主上奏,反被貶官。當然,在這個事例中,惠範之所以享有特權,與其說是僧人的身份有特殊性,不如說是因為他得到了特權階級的庇護。


僧尼犯法怎麼判?

一旦確認罪行,僧尼犯法的判決多遵循「王法至上、刑事從嚴、民事從俗」的標準。「民事從俗」,指的是僧尼涉及民事案件,按照一般民事案件的標準執行。所謂「刑事從嚴」,指的是僧侶涉及刑事案件的,要罪加一等(或兩等)懲處,因為僧侶除了是一般的「王臣」之外,還要負擔額外的宗教道德責任,必須維護宗教組織的道德形象。

辨機,與唐太宗之女高陽公主私通,後來因高陽公主所贈金寶神枕失竊,御史庭發案上奏,發現高陽公主與辨機的私情,唐太宗怒而刑以腰斬。

辯機,與唐太宗之女高陽公主私通,後來因高陽公主所贈金寶神枕失竊,御史庭發案上奏,發現高陽公主與辨機的私情,唐太宗怒而刑以腰斬。

因此,對僧尼犯「姦淫」罪的懲處特重就很好理解了。例如清代嘉慶年間,江蘇有個僧人廣伏與胡王氏通姦,過程中遇到胡王氏的另一個姘頭胡有鳳,兩人起爭執,廣伏將胡有鳳砍傷。這一案件的判決結果是:廣伏,照僧道犯奸加二等,杖一百,流(放)二千五百里,在執行之前,先將他在廟門口戴上枷具示眾兩個月並勒令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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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侶娶妻對維護宗教組織的道德形象造成極大的衝擊,因此歷代懲罰也極重。宋太宗時禁「僧人置妻妾」,元代規定「諸河西僧人有妻子者,當差發、稅糧、鋪馬、次舍與庶民同」;明代規定「僧道娶妻、妾者,杖八十,還俗。寺觀主持知情者,同罪」,還對民眾監督僧人娶妻採取鼓勵制度,「僧有妻室者,許諸人捶辱之」,還可以向僧人索取錢財五十釘,如果僧人拿不出來,則打死勿論。

僧侶殺人亦然。清時,僧人界安用繩索勒死年僅11歲的徒弟韓二娃一案,原本僅判作斬監候,而二審認為界安「既犯王章,又破佛律,非常人鬥毆故殺者可比」,且手段特別殘忍,應於嚴懲,改判為斬立決。(若被判斬立決,需待刑部覆批,然後即著正法。斬監候則是一律暫緩執行。待次年秋天,將所有文案交由三司秋審或朝審。待斷定無錯案後,名單交予皇帝勾決,於霜降至冬至期間行刑。

由此可見,古代僧侶既要受到僧團內部戒律的約束,也要受到帝國行政、司法、刑律等部門的管控,稍有逾越,就會招致懲罰,並非什麼「法外之人」。當然,塵世中的僧侶受到社會風俗的影響,自律不嚴、屢有犯禁,損害了佛門清譽,這倒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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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界奇觀>編譯整理 資料來源: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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